“哈尔滨冲上热搜后，我反倒觉得不真实”

来来去去的游客也好，留下的老人和离开的年轻人也罢，就像一场冬雪，参与在这座城市一季又一季的进程中。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有过失落，也会重新找回骄傲，也许这就是城市生命周期里的新陈代谢。无论如何，一切万籁俱寂时，只有松花江还在缓缓流淌。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

又是一年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哈尔滨，像曾经无数次回来那样，在走下火车的时候猛吸了一大口冷空气，它带着清冽的味道，坚硬、痛快、直挺挺地钻进鼻腔，再变成一团白雾溢出来，像是个暗号，和我确认了彼此的身份。

同车的还有很多外地旅客，城市爆火之后，他们很好辨认——穿着花袄、军大衣或是浅色羽绒服，扣上崭新又厚重的绒帽，带着对东北的想象一路向北，来到了我沉寂已久的家乡哈尔滨。

像众多东北城市一样，哈尔滨留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寒冷的，在呼啸的北风里又夹杂了浓厚的工业气息。

如果你看到我曾经住过的电厂附近就能感受到了，巨大的铁皮运煤带像一截列车，斜横在街道上空，衔接起储煤场和电厂，长久注视着过路的人。因为年头太久，接缝的地方已经生出锈迹。

▲发电厂附近的铁皮运煤带。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复一日，煤从鹤岗等地搭着火车、穿越住宅区而来，沾上冬天濡湿的痕迹，被拉到储煤场烘干，再通过那条火车一样的传送带进入电厂锅炉燃烧，为城市输送电和热，凉水塔和烟囱吐出白烟和水汽，一个劲儿地向上飘。这些庞然大物让我感到亲切，我不知道它们的作用，也不知道它们的来历，但每次放学回来见到它们，我都知道，自己就快到家了。

我家离这里不远，步行最多10分钟。大约20年前，街边净是闪着霓虹招牌的小餐馆，还有浴池、彩票站、幼儿园、邮局和时不时放映新电影的电厂俱乐部。

最热闹的要属传送带东侧的室内菜市场，尤其是下午四五点钟，附近的职工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前，他们总是顺路进去买做晚饭用的食材。

街边、桥下，全是摆摊的小贩。卖干粮的、卖酱菜的、卖水果的……摊主们此起彼伏地吆喝。夏天，他们在卡车上支块纸壳子写上价格，再放个喇叭，循环播放“嘎嘎甜的大西瓜，不甜不要钱”。冬天，室外成了天然冰柜，五六排纸箱装着不同样式的冰棍，被摆在地面叫卖，冻梨和冻柿子成了季节限定。

▲哈尔滨街边的冻梨、冻柿子。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里有同龄的好朋友，有生活需要的一切。邻里相熟，几栋楼围成一圈的家属院像个温室，挡住风雪，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尽头，是我关于城市的全部印记。

初中之后我搬家了，“哈尔滨”在我这里也有了更广的版图。

它有一排方方正正的旧楼，外墙刷起一层又一层颇有年头的涂漆，药盒一般陈列在街边；有举架极高的白色巨型车间，横躺在栅栏圈住的空地上，在天空的笼罩下，颇有未来感；有许多漂亮的、历史悠久的教堂和洋房，在暗夜里暖黄路灯下流出建筑的美感和韵律；也有向远处开发的新区、公园和剧院，竖起更具现代化的居民楼和写字楼。

哈尔滨人很擅长播撒生活的乐趣，这里的艺术优雅却不孤傲，教堂的广场下是热火朝天的农贸市场，街头巷尾也能欣赏顶级的乐队演奏。城市是宽广的，汽车行驶在8车道上，楼宇隔得遥远，有一种空旷的气派。

至于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中华巴洛克这些爆火后游客最常去的景区，我却去得不多，觉得距离遥远，也觉得不过是一条街而已，看久了没什么意思。

后来离开家，读书工作，去过很多地方，我却格外想念那些砖石铺就的街道，想念夏天从南走到北、一直往松花江边去的闲适，路上行人寥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喇叭里悠悠传出来，好像两旁高挑的建筑在瞧着我低语。

在这里我无需导航了，我晓得每一条支路的朝向，终点就在前方，宽阔的江面、和煦的微风、落日的余晖、散步的情侣、纵情歌唱的老人，种种一切，都是活力的、亲切的、可以把握的。

▲2023年1月春节期间的索菲亚教堂，那时哈尔滨还没有2023年下半年的火爆。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哈尔滨冲上热搜后，我反倒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还是我熟悉的城市吗？这些热度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趁着过年回家，我又去四处转了转。

不可否认，流量的到来确确实实改变了城市的节奏和样貌。

通往防洪纪念塔的地下通道台阶铺上了蓝色的地毯，地铁口新增了往景区的摆渡车，教堂广场边新建了温暖驿站……一位在我刚上车就问好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人家来了，你就得做到位。” 2023年12月以来，他的收入每个月多了大约3000元，旅游的火爆让他忙起来，也让他的生活“见亮了”。

在哈尔滨生活了将近30年，几位朋友都没料到今年城市会火爆至此，常吃的餐馆要等位了，常坐的地铁没座了，出行机票也不好买了。可作为“土著”，他们又因为这来之不易的瞩目带着一些骄傲，也带着一份过来人的体贴：“咱又不是没去过，之后人少了再去逛逛。”长期在外地的朋友则更加兴奋，像个游客一样拍照打卡，尝地道的东北菜，久违了冰雪，“看见冰就想打出溜滑，看见雪就想往里扎。”

哈尔滨的冬夜太冷也太长，人们习惯早早起床，也早早睡下。我曾经在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友谊路。它夹在中央大街与防洪纪念塔中间，晚上不过七八点钟，天和路灯就都已经暗下来，本该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区域，街上却几乎空无一人。

可这个春节，晚上9点多，友谊路两侧格外热闹，一辆载满人的蹦迪巴士停在路边，人们一窝蜂围上去，镜头对准嘶吼的青年，身体则随着音乐摇摆。晚上10点多，公交还没末车，地铁还在运行，在家还是在外，人们有了更多选择。

不远处的中央大街上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遛弯儿，或是举着咬了几口的马迭尔冰棍和烤红肠，或是拿着时兴没几年的烟囱面包。街上人挨着人，树上的亮起点点灯饰和红灯笼像串起来的项链，缀在街道两侧，远远看去火红一片。

▲2月17日晚上9点多，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2月15日是冰雪大世界这个冬季开张的最后一晚，晚上9点多，距离游客停止入园还有最后一小时，仍然时不时地有人举着门票，慌慌张张地赶来。因为气温升高，景区里的冰雕变得粗糙脆弱，但每处冰雕前，还是有游客拖着雪圈拍照、转着圈地跳舞。一位带着南方口音的女士告诉我，她晚上七八点刚下飞机，听说第二天要闭园，行李还没放酒店，就立刻带着孩子过来看看。

卖纪念品的小店里，货架几乎要空了，只剩一些“盖章打卡护照”和冰箱贴被打折出售。几个女孩子每人买了一本，凑在桌子前轮番分享印章。

最火的摩天轮和大滑梯前，人们依旧排起长队，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见我站在旁边犹豫，一位穿着长羽绒服、裹得只剩俩眼睛的工作人员凑过来，劝我去参与一下：“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就排到了，明天可就玩不了了。”我很诧异，不是马上就闭园了吗？他豪爽地一挥手，咧开嘴笑着说：“怕啥呀？你放心去，你们啥前儿（啥时候）玩完，我们啥前儿下班！”

因为温度上升，松花江江面上的冰雪项目都已经被拆除，围栏挡住了南岸的人群，只留下几盏照明灯。陌生的人群立在岸边，好像有了某种默契，悄声望向对岸，茫茫江面，望也望不到尽头。

一切又好像没什么变化。

新楼越来越多，老建筑也都还在。中央大街西南方向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电厂，但这里没有拥挤人潮，那条铁皮运煤带依然斜横在街道上空，注视着零星过路的人，看着他们出生、长大、衰老、离开。凉水塔和烟囱吐出白烟和水汽，依旧持续为城市输送电和热。

天蒙蒙亮，果戈里大街附近的早市就苏醒过来，小贩们在路边支起桌子，摆好塑料箱，或者干脆只铺一层棉被、塑料布，把瓜果蔬菜垒成一堆，也不在意它们的秩序，任凭居民们挑拣，有人直接捧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小米粥，靠在路边慢慢吸上一口作早餐，遇上了熟人，就自然地站定拉家常；看见有人举起相机拍照，这些摊贩和居民不躲避也不打量，手上的活儿也不闲着，嘴里的吆喝声不断；偶尔有人发现身旁的搭档进入镜头、成为主角，玩笑似的调侃一句：“你长得帅，拍你呢。”

这时我才感觉到，意外的爆火让这座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终于不再以落寞的失意者形象出现，它在众人面前重新展示出自己的底色，可以包容谦和，可以活泼直爽，可以是严肃沉稳的、怅然若失的，也可以是悠闲自在的、神采飞扬的。

在这个冬天，南来北往的异乡人意外闯进了这座城市，却从未扰乱过哈尔滨人自得的世界。

▲2月17日早上7点多，哈尔滨人和街上的早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依然按照原本的轨迹生活，秋天还是习惯囤上几捆大葱和白菜，晚上还是爱叫两瓶啤酒、再扒几颗蒜，在烧烤店撸串胡侃。雪化了又落，冰灯灭了又亮，丁香花谢了又开，列车准时从霁虹桥下穿过，教堂的鸽子飞走又回，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与我的记忆重叠。

我的奶奶出生在沈阳，20岁的时候来到哈尔滨工作，现在60多年过去，她形容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哈尔滨人”了，我问她为什么留在哈尔滨，“这里熟悉了。”她只这样告诉我，她在这里工作、成家，到农贸市场买菜，在附近的公园遛弯儿，和其他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大声讲着节奏明快的东北话，看着城市从土房平房长成高楼大厦。

来来去去的游客也好，留下的老人和离开的年轻人也罢，就像一场冬雪，参与在这座城市一季又一季的进程中。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有过失落，也会重新找回骄傲，也许这就是城市生命周期里的新陈代谢。无论如何，一切万籁俱寂时，只有松花江还在缓缓流淌。

生活就是这样。

▲2021年初夏的松花江畔。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值班编辑 李加减 古丽 康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