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宦官的悲剧，仅仅是那些“恶宦“吗？

每当人们回顾东汉历史的时候，总是难以绕开"宦官"两个字。毫无疑问，这是整个汉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公认为最阴险、也最邪恶的一股势力。不少学者主张，不了解东汉的宦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汉的历史。甚至有人提出，倘若不是因为宦官，东汉的国祚至少还会延续五十年以上。

但是，正如硬币同时有正反两面一样，东汉的宦官当中虽然多有大奸大恶之人，却也不乏令人肃然起敬的正人君子、能人义士，令人对其"宦官"的身份刮目相看。

一．汉代宦官"发家史"简述

汉代建立之初，秦朝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祸害秦朝二世而亡的阴云仿佛还在长安上空徘徊。为了确保赵高这种人不再出现，汉代中央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将外朝与中朝进行明确区分，并规定了宦官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皇宫内部区域。从此，宦官既不能像赵高那样担任皇子的老师，也不能在外朝任职，甚至达到丞相那样的高位。

赵高剧照

宦官开始接触到政治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方便在宫里办公，开始任用大量宦官行走于宫廷内外，在皇帝和外朝官员之间传递信息。（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此时，负责管理后宫的宫廷官员当中既有宦官，也有士大夫。到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吸取王莽篡汉的教训，对宫官进行制度性改革，把士人从宫官的队伍中排除。从此，皇宫里的男性除了皇帝和皇子，便只有宦官可以出入了。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汉安帝时期，宦官江京等人先是频频挑拨安帝与主政的邓太后的关系，说邓太后之所以迟迟不归政于安帝，是因为想废了他。于是邓太后一去世，安帝便对邓氏家族进行毁灭性打击，而全然不顾他们对于国家的功绩。安帝亲政后，宦官江京等人又连通安帝的乳母时常在安帝面前诬陷当时的太子刘保和他的乳母，汉安帝听信谗言，便把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

汉安帝剧照

安帝去世后，江京等人想立一个小婴儿为帝以便于控制时，同为宦官的孙程不满于江京等人的恶行，便团结了十九名宦官发动政变，诛杀了江京等人，迎立被废的济阴王刘保登基，也就是汉顺帝，史称"立顺"。借此政变，宦官势力大增，不仅从幕后走向台前，而且享有了被"封侯"的资格，甚至能够借皇帝的名义发动政变。若干年后，汉桓帝便依靠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宦官的力量诛杀了权倾朝野的跋扈将军梁冀。

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时期，宦官势力如日中天，不仅掌控了中朝，甚至能决定外朝大臣的生死，连汉灵帝都大言不惭地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他们在中朝狐假虎威，他们的爪牙则在地方上横行乡里，欺凌霸市，甚至把国库都当成了他们敛财的来源之一。

幼年的汉灵帝

宦官的贪婪与作恶多端引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多方势力的愤恨，终于酿成了东汉末年那两场由官僚士大夫集团打击宦官集团、却被宦官集团反杀的"党锢之祸"。张让、赵忠、郭胜等"十常侍"祸乱朝政，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多年积累的土地兼并等问题，东汉国本终于一触即溃。

二．宦官中的"清流"及其悲剧

宦官之恶，令人发指，尤其东汉又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宦官横行的朝代，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但在史书记载的这个以"邪恶"闻名的群体当中，我们依然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身影。

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时期的中常侍吕强，就是位正气盈身的宦官。当汉灵帝要"依例"封他为"都乡侯"时，他不但言辞恳切地拒不接受，还借机上疏，劝谏汉灵帝疏远阳奉阴违的宦官曹节、王甫、张让，以及侍中许相等人。（曹）节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辕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曹节、王甫、张让都是东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宦，张让更是被汉灵帝亲密地称为"父亲"，是东汉末年作恶多端的"十常侍"之首。面对吕强对那些奸佞之人的痛斥，昏庸的汉灵帝却"知其忠而不能用"，知道他的忠心，却没有采纳。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因为向汉灵帝上疏弹劾宦官的奏章泄露而遭到忌恨，被中常侍程璜陷害入狱，汉灵帝虽然允许蔡邕为自己辩护，但还是判他"弃市"之刑。吕强怜悯蔡邕无辜，于是向汉灵帝求情，汉灵帝一方面想起蔡邕之前奏章里的陈情，一方面也是爱惜蔡邕高才，于是免了他的死罪，改为流刑。

蔡邕画像

宦官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诛杀时，太尉段颎因曾经献媚和依附于王甫而受到牵连，在狱中自杀，家人也被流放。后来也是因为吕强上书，追诉段颎的功绩，才使灵帝下诏准许段颎的妻儿们归还本郡。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询问吕强应当怎么办，吕强说："党锢时日已久，人情多不服。如果长此以往，党人难免与张角合谋，到时候局势更复杂，恐怕后悔也没得救了。"灵帝被他说得害怕了，于是大赦党人，曾经被处死、迁徙的家属也都回到原籍。

然而，"大赦党人"引起在党锢之争当中占上风的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以中常侍赵忠、夏恽为代表的宦官一方面提出"集体辞职"，要求退出朝廷，并召回他们在地方上的子弟；一方面在汉灵帝面前极力诬陷吕强，说他与党人议论朝政，常读《霍光传》（打算废掉汉灵帝），还说吕强的兄弟们在地方上都是贪赃枉法的代表。

汉灵帝生气地派人召见吕强，吕强获悉汉灵帝要召见他的原因，愤怒地说："我死了，天下就乱了啊！大丈夫想的是对国家尽忠，怎能屈辱地与狱吏对质呢？"说完就自杀了。赵忠、夏恽转头又对汉灵帝说，吕强见到宣召，还不知道要问什么，就在野外自杀了，显然真的有奸事。于是，吕强的家人也跟着倒霉，不但亲人被族灭，财产也被没收了。

《后汉书》对吕强的评价是"清忠奉公"。其实在东汉，这样的宦官不只吕强一人。在汉安帝去世后，因不满恶宦江京败坏朝政而组织十九名宦官消灭江京及其同党的宦官孙程，便以"立顺"的功绩扬名于世；此外，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等也被《后汉书》给予同样的评价。著名的《熹平石经》，便是汉灵帝在一名叫"李巡"的宦官建议下，召蔡邕主持而成的，这也是我国文化史、尤其是儒学史上的大事。

三．浊世之中的"清流"，为何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

然而，尽管有孙程、吕强这样"清忠奉公"的宦官，他们却没能力挽狂澜，扭转东汉国势颓危的局面，甚至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常常以悲剧收场。世人评价之高，与自身悲剧之惨，二者之间虽然形成巨大反差，但其实也不是无迹可寻。

首先，由于"宦者"的身份，他们与外戚、士大夫等群体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对立。

东汉在政治格局方面与西汉明显不同的是，西汉时期的皇权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说是刘姓皇帝一家独大，而东汉则从开国起就是刘姓皇帝与开国功臣所建立的世家大族实行"共治"。

在东汉前期，由于成为外戚的那些大姓的自觉自律、皇位传递的有条不紊，加上宦官尚未形成气候，东汉的政权结构尚且稳定。自从公元92年，14岁的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从外戚窦氏手中夺回权柄开始，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并在邓太后临朝期间迅速发展壮大。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后汉书·宦者列传》）

东汉后期，每当自小生活在深宫中的皇帝长大后想要从外戚手中夺权时，由于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便只能信赖他自认为最为熟悉和亲近的宦官，这就为宦官直接参与皇权的废立提供了机会。大臣想要诛杀宦官，必须借另外一派宦官的力量。比如说，为了诛杀陷害汉顺帝的宦官，必须借助孙程等宦官的力量；而宦官如果想要诛杀大臣，就像单超等五人诛杀梁冀，则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和皇权相结合。"（《五万年中国简史》）

宦官与皇权的高度结合引起了其它势力集团的不满，宦官因此成为东汉后期士大夫、官僚集团斗争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在外朝官员和士大夫眼中，只要是宦官，无论他官位高低、是否作恶，哪怕他有心与士大夫交好，也统统是被打击和诛除的对象，颇有种"只要是你宦官，咱俩就是你死我活"的意味。因此，只要具有宦官的身份，就表示与宦官以外的势力集团形成了天然的对立。

其次，由于吕强等"清流"派宦官所具有的"奉公"的价值理想，他们又难以与贪婪成性、阴险狠毒的宦官群体同流合污，自然会受到排挤和迫害。

邓太后一去世，宦官江京等人就挑唆亲政的汉安帝对邓氏家族进行毁灭性打击，而全然不顾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不但邓氏家族死的死，被免官的免官，被流放的流放，连《后汉书》中称赞为"为人谨敏、一心王室"，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宦官蔡伦和当时的大儒杨震也都被牵连，服毒自尽。

江京等人的作为，不但是宦官以私利为目的进行的第一次共同行动，标志着宦官势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而且当他们选择以忠贞的邓氏家族祭旗，整个宦官势力集团也就从此被贴上了"贪婪"、"阴险"、"奸恶"等标签，成为后世一千多年古代社会史中人们对宦官印象的共识，即使有如孙程、吕强这样忠心奉公的清流，也不足以扭转人们对宦官的总体评价。

宦官之所以给人留下"奸"、"阴"的印象，不少学者认为，与他们作为"刑余之人"的身份和生理残缺所导致的心理自卑有密切关系。生理残缺所导致的心理自卑，很容易使他们从反面形成对常人强烈的报复心理。同时，他们又有着与常人无二的、甚至更为强烈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因此，一旦他们与权力取得交集，或者成功地攫取了权力，便会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挥霍起来。那些洁身自好、守纪奉公的宦官，如果不与宦官主流同流合污，自然也会被视为宦官中的"异类"，成为宦官势力集团潜在的打击对象。

最后，由于东汉中后期以来的皇权旁落，导致皇帝长期势微，被宦官和外戚轮流操纵，沦为他们的玩物、傀儡甚至人质，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于国家的掌控能力，也失去了为国家负责的能力，因此，吕强这样的奉公之臣，即使是相对"得势"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也终究是孤掌难鸣，难以被真正信任和启用。

东汉皇帝列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汉总共14位皇帝，其中15岁以下继位的有10位，寿命在35岁以下的也是10位，另外有两位死于臣子之手。可见，在东汉中后期这种不正常的皇位继承状态下，皇帝自身的性命安危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任用贤臣、能臣去解决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使国家能够平稳地向前发展了。

长期旁落的皇权，自然要通过它的异化形态得到补偿。于是，向来依附于皇权的外戚和宦官，在皇帝年幼或无力全面掌控皇权的情况下，在交替"专权"的过程中，使权力的行使脱离了应有的正常轨道，不再以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民生的发展为目标，而成了这些势力集团用来攫取私利、中饱私囊的工具。

在举国上下已经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厄之中时，皇帝贵为万金之躯尚且难以自保，一个空有报国之志的刑余之人，又能奈何呢？

四．结语

宦官本是一介刑余之人，被留在皇宫之中作为奴隶使用。汉武帝、光武帝以及邓太后等几位勤政之主使宦官有机会接近和分享皇权，"手握王命、口衔天宪"，也有机会借着皇权的威严谋取自己的私利。的确，在我国古代大多数王朝的覆灭史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宦官的身影，以及他们对于加速朝代覆灭所产生的催化剂一般的作用。如果仅仅因此，就给所有宦官都扣上"奸邪"的帽子，未免有失公允。

尽管前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为我国乃至世界文明的传播创下不世之功；中有孙程等十九名宦官一心为汉室，冒着偌大的风险迎立汉顺帝，使国本归正；后有吕强多次劝谏汉灵帝近贤臣、远奸佞，又一次次对身陷囹圄的正直之人施以援手，但"宦官"这个难以摆脱的身份，一方面使宦官之外的势力集团对所有宦官一概不分良莠地虎视眈眈，一方面也使得那些具有强烈正义感和是非辨别能力，不屑于与普通宦官同流合污、甚至向来以士君子人格自律的宦官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皇权的旁落和异化，又使得这些本来可以托庇于皇权保护的人们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他们在不得不接受"宦官"这个悲剧性身份的同时，往往还要经受来自宦官集团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不仅有不解、不屑、鄙视，甚至要经受双重的迫害，沦为宦官集团与其它势力集团进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最终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成为那些恶宦们将权力公器私用的嫁衣裳。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权力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但其实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恐怕不是对历史上发生过的行为简单粗暴的借鉴和模仿，而是在深入了解人类行为的因果之后，掌握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什么样的行为和后果，从而增加一点我们的智慧，进而帮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做出真正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