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大唐立下殊功却惨死流放途中，唐玄宗很后悔

当开元盛世的繁华迷醉了世人的眼目时，一场危机却悄然而至，唐玄宗发现，国家的财政收入居然连年缩水，连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困难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哪个鼎盛时期的王朝会穷酸成这样？难道是唐玄宗贪图享乐，花销太大了？

唐玄宗脸一黑：别闹，才进入开元九年，那时候俺还是个锐意进取的明君。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就一个原因，逃户太多。

所谓逃户，就是那些逃脱户籍管理的流民。大量的流民导致朝廷的赋税、徭役、兵役失去了征收的对象，于是财政亮起了红灯。

当流民就意味着房子、地所有固定资产都将被没收，大唐的老百姓中了哪门子邪？

你想多了，人家能卖的早就卖光了，就剩下几张嘴和几只讨饭碗，官府要想谈征税，先管他们吃饱饭再说。

盛世王朝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您别不信，事实上逃户现象从唐高宗时期就开始出现，到唐玄宗开元中期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土地供应的矛盾。

大唐开国之初，人口凋敝，大量土地闲置，唐帝国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实行公有制（王田）的分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人口的暴增，土地供应跟不上需求了，基于配给制度的土地政策实行不下去了。于是土地公有被迫走向私人拥有，买卖合法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兼并潮和流民潮。而那些豪强大族则趁机勾结官府，将兼并的土地隐匿。

可征税和征役的对象少了，这就导致官府的税源慢慢枯竭，于是他们被迫将税收和徭役任务加在剩余的可征收对象身上，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繇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旧唐书》

据有关史料记载，某些地区逃户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简直骇人听闻。

逃户怎么生存呢？一部分人头脑灵活，他们躲到偏僻的深山荒野，自己开一块荒地过刀耕火种的日子。一部分人给豪族当佃户，混个温饱。

还有一部分人就当流民，讨饭吃。这部分人最危险，由于流动性大，极易受到蛊惑，一不小心就酿成民变。

理论上讲，社会发展越快，土地供应矛盾越突出，因此它出现在开元盛世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几乎是个死结。

唐玄宗正在头疼的时候，有个八品的监察御史向他上了一道奏疏，提出“检括逃户，增加税赋”的建议，此人就是宇文融。

宇文融不是第一个提出这项建议的人，问题的核心是能不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宇文融之前，没有人能拿出完整的方案，而宇文融只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就制定了一整套的实施计划。

唐玄宗大喜过望，当即下旨擢升宇文融为从六品兵部员外郎，以“括地使”身份主持这项工作。

宇文融展现出高超的行政能力，他选拔了二十九名“劝农判官”分赴各州县主持工作，重点工作围绕五项：

一是清查徭役税赋伪滥，即由地方官府强加给老百姓的不合理徭役、租赋等项目，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杜绝新逃户的产生。

二是清查被隐匿的土地，打击不法兼并，增加税源，从而缓解兼并潮。

三是招募逃户，重新给他们落籍、分配土地，恢复农业生产。

四是配套税赋改革，对新落籍的逃户实行六年免役，税负从轻的政策。

五是强化行政效率，相关事宜越过中书省直达宇文融，只需要将处理结果后期呈报给中书省即可，避免了外界力量的干预和扯皮。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三年时间唐朝增加了近一百万户纳税人口，这个比例几乎是全国人口规模的1/10。同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1/10。

可以说，宇文融为开元盛世的缔造和持续居功至伟，但他却遭受了某些势力狂风暴雨般的反击。

阳翟尉武皇甫憬、左拾遗文杨相如、陈括、户部侍郎文杨玚等人先后上书抨击宇文融，声称各地官员为了邀功，将原居民谎报为逃户，极大地坑害了“居人”的利益，得不偿失，甚至宣称，逃户古来有之，不值得大动干戈。

又由于宇文融与宰相张说的私人恩怨，他所提交的议案基本上都遭到了否决。

宇文融愤然还击，他纠合御史中丞崔隐甫、李林甫等人，连番上书弹劾张说。唐玄宗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张说被罢相，宇文融也被贬为魏州刺史，又转任河北道宣抚使。

就在这两年期间，他又做了一件大事：疏通黄河九河故道，新辟良田播种水稻。虽然史书并未交代这项工作的详细成就，但从宇文融的一个儿子荫功入官来看，这项成就的功绩不小。

开元十七年，唐玄宗不顾反对，拜宇文融为黄门侍郎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裴光庭一起入相。

宇文融意气风发，他发表了“就职感言”：“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

然而，余音未落，才过了一百天，宇文融就被逮捕入狱，后被贬黜为汝州刺史。

对宇文融的倒台，唐玄宗非常后悔，因为新的宰相班子就是“干饭王”，于是他怒斥裴光庭：“你们一直在我面前诋毁宇文融，我听了你们的话，将他贬出了朝廷，如今国用不足，你们怎么都束手无策？”

裴光庭无言以对，行动却很快，他亲自操刀，纠合一批人，再次对宇文融展开疾风暴雨般的弹劾。远在天边的宇文融毫无还手之力，又被贬为昭州地平乐尉，再被流放于岩州（今贵港市南木梓镇），结果死在了半路上。

让人心酸的是，对这位以一己之力扭转大唐财政危机的功臣，史书上的评价竟然是“幸人”、“括户取媚”，是导致“征利而国危”的罪人。

宇文融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他呢？

首先，宇文融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不容抹杀，史书对他的评价太可憎。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羞于谈“利”，似乎它属于小人的关注点，虚伪得要命，也是对孔儒的极大歪曲。

历史上“兴利”的大臣其实有两类，一类以和珅为典型，他要兴的是“私利”，解决的是皇帝的腰包，坑的是老百姓，唐玄宗时期的王鉷就是这一类人。

另一类以管仲、张居正为典型，兴的是“国家之利”、“民众之利”，得益的是社会，而不是其个人。

很显然，宇文融括户括田、改革税赋，肥的是大唐帝国，得益的是失田的百姓。诚然，唐玄宗也可能从中获利，但那不是主体。操作过程中有人弄虚作假，但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不能求全责备。

要真说宇文融伤害了谁，那就是大肆兼并土地的豪强贵族，他们隐匿的私田被曝光了，这才是有人不顾事实，拼命诋毁、弹劾宇文融的原因。

事实上，就连裴耀卿也被归为宇文融的同类人，这个太颠倒黑白了。裴耀卿最大的贡献是改革漕运，解决了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几乎不对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形成危害。他还将节省下来的三十万缗运费交给了中书省，居然也被说成是“媚上”，这就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这种抢占道德制高点，胡乱给别人的贴标签的历史观非常可憎！比如这位裴光庭，他但任宰相期间一事无成，搞宇文融却很积极。

对此，我要对《旧唐书》的作者刘昫，《新唐书》的编撰者宋祁、欧阳修等人鄙视一下。

其次，宇文融卷入朝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不能以黑白论之，双方都有责任。

宇文融跟张说的派系斗争确实将朝堂搞得不像话，两人各显神通，花招用尽，都是丑态百出。

张说仗着自己手上的权力，对宇文融百般打压，只要是他提交的奏疏一律不予批准。

宇文融屡受刁难愤而还击，他纠结同样受到张说打压的崔隐甫，以及自己的亲信李林甫，四处搜集张说的不法之举，进而一举告倒了张说。

唐玄宗念及旧情，仅仅将张说罢相。宇文融不甘心，继续痛打落水狗，此举惹怒了唐玄宗，导致他被贬魏州。

当了宰相后，宇文融有点小人得志，他无视唐玄宗的警告，日日高朋满座，说话口无遮拦，作风粗暴轻狂，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后来宇文融因为担心信安王李祎（吴王李恪之孙，李世民曾孙）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便指使爪牙弹劾李祎。不料李祎却搬出玉真公主和高力士，反将了宇文融一军，导致宇文融被罢相。

自古朝堂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但宇文融确实做得有点过，这其中既有被逼的成分，也跟他意气用事的性格缺陷有关。

不过，但凡有成就的人哪个不是个性鲜明？哪个不是魔鬼与天使的集合体？我们应该对宇文融有所包容。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唐玄宗最该被批评，作为皇帝，平衡各派势力是他的责任，又想用宇文融，又不能给他创造施政环境，要你这个皇帝有啥用？

既然迫于压力选择了裴光庭，那就不要后悔没人替你解决财政问题了嘛，丢脸！

其三，宇文融有贪污受贿的情节，他受到相应处罚也属于咎由自取。

宇文融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他被人抓住了两个把柄，一是他的儿子受贿连累了他，二是他在汴州任职时，贪污船运费“巨万”。

一个人的地位越高，盯着他的眼睛越多，稍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宇文融以前的不检点终于将自己带进了深渊。

走到广州时，宇文融已经气力衰竭，再也走不动了，便想留在广州养病。广州都督耿仁忠一点也不客气：“你是朝廷要犯，留在此地会拖累我，也不利于你，请上路吧。”

宇文融能说什么呢？他只好托着病躯上路，果然死在了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