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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上美下”内外周期错位运行偏缓,由此带来国内经济复苏、海外美联储政策转松两方面的巨大预期差,并成为全年资产定价的核心主线。国内方面,年初积压需求集中释放后,经济进入曲折、缓慢的自然修复阶段,内生动能整体偏弱,政策谨慎留有余地,房价持续探底、资本市场低迷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加剧市场主体的悲观情绪。海外方面,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支撑居民消费韧性,在基建、通胀和芯片三大法案推动下,政府部门支出强劲,制造业建造支出快速增长,叠加人工智能创新热潮催生美国科技股行情,使得美国经济和货币紧缩强度超预期。
我们认为,“中上美下”的周期运行方向在2024年并不会改变,但经历前一年预期屡遭现实挫败的心理“肌肉训练”,投资者也对转型期国内增长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减速的压力,海外中枢更高的通胀和利率水平,形成更为一致的认知。这将使得中美之间经济周期、货币周期从背离去往收敛的过程或更平淡,即预期差空间较2023年相对有限,同时考虑2024年全球大选年引发地缘风波等不确定性仍大,建议投资者对宏观变化更多重应对、轻预测。
国内宏观综述2024年国内增长展望与动力来源
2024年国内GDP目标有望设定为“5%左右”。政策基调角度,12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会议新增“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等表述,确认2024年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偏扩张、偏宽松、着力稳增长稳信心总基调;稳预期角度,相对目前国内机构5%的预测均值,及国际机构多数4.6-4.8%的预测区间,“5%左右”是中性偏高的水平,有利于提振预期;国际比较角度,据IMF预测中国占美国GDP比例将从2021年的高点75.5%,经历2023-2024年连续两年下滑至66%,考虑外部压力,增长目标较2023年不宜显著下调。
但2024年缺乏低基数基础,增长空间主要来自房地产拖累减少、对外贸易温和反弹,但两者恢复仍有时滞,尤其外需恢复时间不确定性大难以主动掌控,期望达到同等增速水平,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额外政策宽松支持必不可少,且需靠前发力。
(1) 2024年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拖累程度有望进一步递减。
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自然调整空间已较为有限。我国房地产投资(剔除土地购置费)占GDP的比重已自2013年12.2%的峰值降至6.1%,参考美、日等发达国家该比重约5~7%的稳定水平,尽管我国房地产投资的调整惯性尚未终结,但空间已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新发展模式转型背景下,“三大工程”的推进有助于抵消传统商品房投资的下降。2024年“三大工程”中保障房、城中村改造投资总额预估可达1.5万亿左右,不考虑乘数效应也可为GDP提供超1%的增量空间。但需要强调,推进“三大工程”资金来源是关键,或需政策性金融支持工具的加码,且投资拉动效应的体现或较为靠后,最早在二季度。
(2) 出口当前已在周期底部,2024年有望企稳甚至重返正增长。
当前出口已处周期底部,明年在基数走低、工业品价格企稳基础上,外需压力迎来逐步好转。据世界贸易组织2023年10月最新预测,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有望从2023年的0.8%反弹至 2024年的3.3%。同时我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上的优势仍维持,目前来看美国“再工业化”影响尚不明显,2023年我国对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有所下降,但对美国、东盟和墨西哥的出口份额合计稳定在33-34%的水平,且在供应链转移过程中国内保留下附加值更高的环节。
(3) 中央加杠杆趋势下,额外的宽松政策必不可少,且或是明年经济状况的主导因素。
2024年政策上以中央谋发展、地方控风险为基调,财政政策呈现“中央加杠杆+地方控债务”的组合。考虑土地财政收入下滑,及地方控债务净融资减少,粗略估算2024年地方支出收缩规模在1-1.5万亿,如保持与今年支出相当的强度,除2023年10月增发国债中0.5万亿规模的后置使用外,中央财政扩张规模需要至少新增额外的0.7-1万亿。
但我们仍需等待更明确的信号,以确定中央会推出增量政策措施支持经济增长,“两会”前后将是重要观察时间窗口。
海外宏观综述美联储转向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美联储12月议息会议超预期转鸽,反映其货币政策重心正从“去通胀”转向 “去风险”。一方面,或是考虑降低金融稳定性风险。尤其对供需关系失衡的美国国债市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海外投资者持续降低美债持有规模,以及10月后监管推动对冲基金去杠杆背景下,保持金融条件适度转宽,有利于美债利率稳定。另一方面,或是为避免潜在的经济衰退风险,帮助实现经济“软着陆”。疫情后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主要由财政政策驱动,拜登政府2024年仍有刺激经济以赢得大选的迫切需求,但其财政能力因高赤字水平、高融资利率将边际减弱,不排除美联储货币政策也会受到更多来自财政的压力。
2024年美联储转向降息的方向具确定性,不确定的是节奏和空间。我们预计美联储最早或在2024年上半年进行首次“预防式”降息,但随后并非每次会议都会降息,全年降息幅度预计在75-100BP。而当前金融市场隐含的降息预期可能偏乐观,短期甚至未来全年针对降息节奏和空间的预期波动再所难免。以2023年12月20日金融资产交易价格来看,美债市场隐含的降息预期是5月首降、全年6次共计降息120BP,而利率期货市场已定价3月首次降息、全年降息幅度150BP。
但金融条件的转松——无论因美联储“预防式”降息,或市场超前的宽松交易,也会带来“去通胀”过程的不确定性。疫后美国高通胀的成因中,供给因素大于需求因素,而2022 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持续改善,也主要得益于供给扰动的退潮。但鉴于纽约联储供应链压力指数已回归疫情前均值水平,且近期巴拿马运河、红海等海运危机问题接连发生,供给因素推动通胀下行的过程恐至尾声。2024年“去通胀”的下半场进程,以及通胀中枢都将主要取决于需求收缩的程度和持续性。而美联储重心转向稳金融、稳经济的代价,则是容忍更高的通胀和名义利率中枢。
2024年上半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
当前宏观环境是中美经济周期性拐点、与全球宏观范式结构性变化的叠加交织,有全球大选年引发地缘政治新变局的不确定性,也有人工智能技术变革重塑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可能……面临纷繁复杂的宏观“新秩序”,资产配置更多元分散、注重结构性机会、灵活运作各类投资工具,似乎是更好的应对策略。
如果一定要冒着“以偏概全”的风险寻找宏观主线,2024年大类资产表现可能将主要取决于政策因素——国内看财政政策力度、海外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节奏。结合当前市场预期,我们倾向于认为国内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可能被低估,而美联储政策转松幅度可能被高估。下图中情景③发生概率较高,相应大类资产配置优先次序是:股票>商品>债券,人民币和美元均衡配置。但我们仍要强调,宏观“新秩序”下,分散配置和寻找结构性机会的重要性。
具体对上半年大类资产和相关策略配置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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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12-27 17: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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