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民营经济的信心很重要：更重要的却是信任

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逆流。

对中国历史而言，破坏力最大的一向是极左的逆流，这一点邓公讲得最清楚；也可以说极左是典型的正确政治名义下的“大多数人暴力”。

中国现在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压力，就有逆流。

这种逆流来自网络上反民营的声音，一些网红教授将二百年前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场景，挪移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加区分地扣在了一亿七千万中国民营市场主体的头上，什么万恶的资本家，血淋淋的剥削，残酷的压榨，把中国的社会性质、法治天下描绘成了什么？

动不动来一句：许家印这事怎么说？

这是典型的胡同串子的技俩，如同指着一片落叶，问这片森林怎么说？从而为自己砍伐森林，找到了一个既无知，又无耻的理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回敬一句，太古里这事怎么说？难道我们可以因此否定国企的存在吗？

九月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主要是救市，但是，从一个大周期看，中国经济能不能复苏最终还在民营。财政一向是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财政靠的什么？是企业税收，企业税收近６０％是民营的贡献；民生的核心要素又是什么？是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收入又从哪来？从就业中来，而８５％的就业在民营。中纪委发文说的好：谁反对民营，谁就是在反对民生。

看中国经济的潮起潮落，不看民营经济，很难有正确的判断。

专家谈民营经济，会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地方与国企的长期拖欠款、《劳动法》的执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诸如此类，政策也一样，最终会把问题归结为信心：信心比金子珍贵。

信心背后的潜台词又是什么？民企又为什么失去了信心？

的确，《意见》出台，做了很多重建民营信心的新表述。民营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国企一样，也可以“发展壮大”了。但民营企业主们却无感，为什么？

那就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失去了对法治经济的基本信任。

中国经济在所有制锚定的构架下，一直在加强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与行政权不能干预，特别在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中，去进行正向干预，但绝不可以对市场做超越法规的逆向干预，法治经济一旦失去了公信力，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办公室精英如何面对经典理论与现实的大冲撞？

《共产党宣言》要消灭私有制，而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民营提供了５６７８９的社会贡献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底盘；这一亿七千市场主体以及他们的家人，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和，本身就是人民，怎么还成了“自己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怎么解决？

改革开放初期，邓公的做法是将经典理论先搁置，让经济发展的实践去下结论。

民营企业主算不算是资本家？

专家含糊其词地回答邓公，说找不到雇佣八个工人就是资本家的文字出处，邓公说不用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符合三个有利，意识形态的冲突放一边，干起来再说；理论上的悖论，让１４４０家马列学院的教授们去争论好了，

邓公的改革就是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搁置就是从政策面上，给了民营投资者一个庄严承诺，不能秋后算账，投资人对这个承诺是信任的，不担心戴帽子。

对政策的信任比金子还珍贵。

现在帽子又回来了，客观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存在什么“阴谋”，教培是无序扩张吗？投资人只知道自己干的是完全合法的生意，从工商注册、运营及纳税，都是在法治经济的框架内进行；如果行政权要取消私人资本的合法权益，一定是一个法治化的程序，谁批准谁承担损失，而不是让投资人倾家荡产，蒙受巨大的损失。

干预超越了法治，成了对合法投资人的降维打击，这就是信任与市场信用的问题了。

市场信用链打断了，合法性不再具有权威性，就会陷入塔西陀陷阱，那让投资人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不再搁置，行政管制下的法治失权，是我们要避免发生的事，因为这不是什么错与对的问题，是自毁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