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与白居易之间有什么故事

居于长安。贞元进士。元和三年(808)，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因指斥时政，触怒宰相李吉甫(一说与李吉甫无关)，不叙用。穆宗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徙御史中丞相，清理冤狱，惩治贪贿赂，擢户部侍郎，以不受贿赂，得赏识。长庆三年(823)，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敬宗立，出为鄂州刺史、武昌节度使。在任凡五年，修武昌城垣，除赋役积弊。大和四年(830)，以李宗闵荐，还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次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纳吐蕃守将之降，并收复维州，他命以降将及维州还吐蕃，人多非议。六年，因罢相，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开成初，为东都留守，与白居易等交往吟咏。后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武宗时，李德裕用事，累贬循州长史。其思想主张扬“人道”，抑“天道”，“兴衰由人”，反对“不务为政而务称天命”，批判阴骘果报之说。宣宗立，还为太子少师。著小说《玄怪录》十卷，《全唐文》存文二十一篇，《全唐诗》存诗四首。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

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孺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