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出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多少瑕疵？

文 林小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不被期待的

2012年，我到富士康在深圳的观澜和龙华两个厂区调研。这两个厂区工人数量达到十几万，平均年龄是23岁，90%的工人学历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县中的孩子。

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我和团队访谈了120多个工人。我曾问过他们，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在学校里，是不被期待的。这句话挺刺痛我，这些县中的孩子在学校里时是不是已经被放弃了？但正是这些大部分来自县域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为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年轻劳动力，可以说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国家的“世界工厂”之名。

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鸡娃”“内卷”，中产阶层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相比之下，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却经常性地被忽略。我们过去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我问富士康的工人们，“你为什么到富士康来打工？”“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挣到第一笔钱”“我想在这个工厂里学习‘排人力’，然后回老家开一个店”。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是把自己的未来安放在县城甚至是农村的。因此，他们的状况如何，也关乎未来的县域如何发展。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县接受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那么，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我们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对他们是有亏欠的。

县或者说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是目前基础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我们不得不慎思，基础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性，一个是预备性。基础性是指学校应当为每一个个体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无论这个人将来从事什么行业，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预备性是为人的下一个生涯阶段做预备，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而在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在坚持了一种价值的同时，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呢？

二、县域教育的历史发展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县域教育为什么在今天成了一个被众人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2021年的“两会”提出要振兴县域教育，可是县域教育从来都是如此地需要被振兴的对象吗？它怎么就成为这样一个浑身都是问题的领域呢？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一下。

1980年至2000年，国家对于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叫作“穷国办大教育”，那个时候需要完成两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两项工作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完成的过程用很多地方校长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在1980年代，农民基本上都要缴纳“教育费附加”，钱上交到村里，用来为“村小”聘请民办教师。很多村小就是在这个阶段兴办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广泛地散布在县域里面，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尽管质量可能不怎么样，但至少让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有学可上。当然，农民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即税费负担过高。但是农民为什么还是能够积极地参与农村教育呢？其实，农民自己办教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的。清末年间，为了在乡村兴办教育，光绪皇帝就曾下令在县以下设立劝学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及其派出机构。

劝学所下设很多职务，比如视学兼总董，需要去各地考察选址建校，挑选老师，还需要规划学校建好后到底怎么发展。设有教育讲习科，专门培养农村教师。劝学所的首要职能就是“推广学务”，即在本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数量，登记造册，挨户劝导，负责介绍入学，根据每学期劝募学生入学数量确定工作成绩优劣;调查学校选址、用房、经费等情况，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学校等。

劝学所的这些职能在中国的农村延续了近百年。在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控辍保学”依然被作为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任务，很多校长和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里去劝孩子来上学，其实这种做法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也变成了我们国家老百姓参与教育的惯常做法。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兴盛、发展乃至普及，就是靠着这种意志和传统走到了今天。

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成就了学校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相互包容，也相互守望，来自乡民的支持和监督使得村小的校长和教师都不太敢偷懒和混日子。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国家从1985年开始就发文清退代课教师，但20年以后还没有清退完毕，就可以推断出它背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社会都对新世纪有着非常美好的规划和想象。国家富裕了，教育发展的方针就变成了“大国办强教育”。于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项政策在2000年以后得以全面落实。“以县为主”意味着村和镇不再承担任何教育行政职能，所有的村小都由县来管，村民不再直接负担村小教师的工资和村里学校的开支等，当然也就不再参与教师的聘任和资源筹措等事务。它一方面确实大大减轻或者是全面免除了农民的教育负担，以县为单位统一来筹措资源，统一来招聘教师，使得村小的教育质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提升。

三、魔幻现状

当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的时候，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教育财政的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现状”。

第一个魔幻现状就是“撤点并校”。这个政策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本叫“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这个政策的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却被执行成了撤点并校，把教学点撤掉，把村小合并，大部分学生全面集中到镇里，变成镇中心学校。如果我们用经济的视角来理解这件事就会很简单——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学校那么分散，很难管理，每一笔钱花到每一个村小，也看不出效益。

因此，对规模效益的追求使撤点并校在乡村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很多村小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直到2012年，国家审计总署开始审计过去的十年到底撤了多少学校，撤掉的村小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甚至有人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村小消亡的速度。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在肯定布局调整“改善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

“撤点并校”带来的农村学校和学生的减少 图片来源：光明网

撤点并校带来的这些现实问题中，第一个是县里的中心学校超大班额。一个小学动不动就上千人，我调研时去过一些镇里的小学，一年级的一个班可以达到90—110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里面，一个6—7岁的孩子怎么学习？教师又怎么上课？

第二个问题是村里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当城市正在倡导就近入学的时候，农村正在实施撤点并校，这些乡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应该实现就近入学？当孩子们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需要坐校车的时候，校车由谁来提供？回顾一下就知道，2011年的11月至12月媒体曾报道过时间间隔非常短的三起校车事故，首先是甘肃正宁县，然后是江苏丰县，再就是浙江杭州。三起事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后人们都转向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为什么上学这么遥远？家校之间路途上的安全谁来负责？2012年，国家出台校车质量标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有需求的学校几乎都配备了校车。

第三个问题是低学段学生寄宿。撤校并点后学生上学路途遥远，谁都能想到，解决的方式就是实施寄宿制。然而对于小学甚至是更低幼阶段的孩子来说，他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几年，就得投入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环境中去受教育和生活，这不但不符合教育心理学的要求，不符合伦常和常识，也容易导致家庭教育过早缺位。

第二个魔幻现状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村里“躺平”。我去过一所县中，校长说：“中考结束之后前100名只剩15个学生留下了，好学生全都走了，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所以老师们也不好好教了，学生也不好好学，每天都在混日子。这种情况直接往下复制和波及，一直漫延到村里的学校。

我曾路过一个村里的小学，顺便进去看看，看见大冬天的一个老师就穿着毛茸茸的睡衣睡裤坐在讲台边上打瞌睡、烤火。还有的学校，课桌椅、黑板都很新，配备了电视机和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室里的物质环境跟城里学校差别很小，但是这个学校一个人都没有了。是家长不愿意送过来吗？因为很多家长都去城里打工了，把孩子也带走了。

学校也觉得冤，我把一切都配备好了，是你自己不愿意来。但是何为不愿意？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每次看到条件这么好却人去楼空的学校时，我似乎看见了一种人心的“塌陷”。人们不再信任一个村小可以安稳地扎根在这个村子里头，能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种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

生源流失的县级中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三个魔幻现状是县里“内卷”。其实这个当下时兴的词还不足够准确，我还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内耗”。通过撤点并校把散落在村镇里面的学生集中到县城来上学，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激烈的竞争就开始了。县里面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甚至是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

这种竞争给市场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机会。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县都在努力引进外部名校资源。外部名校输入品牌，县政府根据本地土地财政给出一些政策优惠，结合房地产开发，三方一拍即合，就能迅速地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新贵高中”。通过学校优越的经济条件，提供学费减免或者奖学金，把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个学校，再重金聘请几位知名教师，一下子就能让这个学校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而县里其他学校的重要工作就变成了留住生源，过不了两年连这个举措都变得非常困难。在有的县甚至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600名的学生给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线但是在600名以后的学生。可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教育竞争的活力被激发了，但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可能就被破坏了。原本一个县里的几所学校可以基于本地的民情风尚相安无事而踏实地办学，但是现在所有人却要被迫参与这种人为制造的竞争当中，突然多出来好多事情，也多出来好多要处理的问题。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县里的学校是不会眼光向下关心村里、镇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们只会眼光向外向上，去看城里的学校是怎么搞的，看北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怎么做的，派学校的骨干教师去一线城市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城市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是精英教育其实是不太适合县域的，这种教育理念一旦进入县域，就全面地忽略了类似富士康工人的教育需求。这些工人的存在时时刻刻在挑战这种县域学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沦为精英教育追随者的正当性。

而县域学校也逐渐在这种追随当中，变成了被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四、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到底应该怎么做？

有很多人关心农村教育的发展，以帮扶的名义进入县域学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县域教育能够容纳和希望接受的到底是什么？

从1990年代开始，很多大学就派学生去乡村支教。这个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大学生可以带去更加开放和孕育更多可能性的教育理念。很多支教老师在课堂上开展项目式学习、合作式学习，却忽略了这些孩子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需求。在一些情况下，支教有时候成为一种“交易”，让支教的人可以获得保研加分，“支教”和“保研”这两件事就这样组合到了一起。

县域教育只能靠帮扶才能搞好吗？我就发现在县里真的有很多“教育家”型的校长，真的能做到了解学校里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在这些校长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可以是很朴素的。从他们的经验里，我总结了这样两条：回到教育常识，恢复教学常规。

我自己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我高中在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就读。19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县有10所高中，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不可想象的。我由于中考没考上一中，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学。我们这所学校在县里排不上号，比不过一中，也比不过一中之外的其他高中。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就告诉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他常常对我们说，不要去管一中怎么教学，怎么成天补课，我们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常识之一，在一所学校里，师生相互守望，相互呵护，就这样过日子。

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好高骛远，老师勤勤恳恳教书，学生安安心心学习。在高一的好几次月考当中，我都考了总成绩第一名，但是我的班主任在成绩单的后面给我的评价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多么言简意赅，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学校教会我的朴素真理：你固然是很好，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虽然偏安一隅，但心中一定要有大世界。

第二个常识就是劳逸结合，不过分地压榨学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高三语文老师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只有玩好才能学好，先要学会玩，才知道怎么学”。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听起来觉得特别正常。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学和玩的分配方式：“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不是像今天这样，逼着孩子只争朝夕地玩命学习。

我们校长负责管纪律，他的做法就是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而凡是不应该学习的时候坚决不允许学习。晚上三节晚自习，谁要是在晚自习课间休息的时候还在教室里看书，他是会把你轰出去的，课间休息时间必须休息。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玩的时候好好玩了，学习的时候才能好好学。

在云南保山施甸县，践行30年素质教育的校长 图源：视觉中国

再说说回到教学常规。第一个常规就是应该在高中阶段给学生提供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为了应对高考和大学专业定向，绝大多数学校都会从高一就开始引导学生进行文理选科，但我们学校从来没这么干过。高二结束的时候，我们学校才通知学生要分科。我最后选的是文科，可是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几乎参加了所有的理科类的学科竞赛。虽然成绩都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学校总是非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可是，2014年国家开始搞新高考改革，实行选科和选考。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对不同学科建立充分的认知，就要做出如此重要的选择。到了大学反而要进行全面涉及文科、理科、艺术、体育类的分布式通识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第二个教学常规就是对体育课的重视。我高二的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南方经常下雨，很多时候不能去操场上体育课。我们学校也没有体育馆，老师就会在教室里给我们上体育课。我们会在教室下象棋、军棋、跳棋，做室内广播体操，学校虽然看起来很简陋，条件有限，但是一些室内体育课的小器材都有。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班主任就会把自习课也改成体育课，一定要把体育课给补回来。

我们学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和教导主任三位校领导都是篮球爱好者，经常在傍晚去篮球场打球，搞比赛。所以，我们学校的一道常规风景是，吃完晚饭一定是全校的篮球时间和足球时间——当然，学校也没有足球场，就是踢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球场。我虽然文化课成绩很好，但是体育连及格都困难。我们老师经常吓唬我：“你林小英光成绩好有什么用，你体育不好，未来肯定是发展不好的。”尽管那个时候体育成绩都没有纳入中考和高考，但我的这些朴实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体育对人的一生很重要。

社会组织组团帮扶榕江县素质教育特色学校建设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教育焦虑遍地都是，把过去的经验放到今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不论身处何种情境、什么时代，教育，总该是有一些更高远的追求，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但总得去想一想。有一些老师和校长会把“好学生走了，工作价值体现不出来”作为借口，这虽然也是事实，但是身为教育者，应该要有好好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基本职业道德。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所“被抽空的县中”，在我调研后的三年里，通过托管改革，让留在县中的学生重拾信心，对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实现了本科上线人数和上线率逐年递增。

2022年该校参加高考考生1246人，本科上线788人，本科上线率为63.2%，创学校高考成绩有记录以来新高。尽管我不应该以高考分数和上线率作为县中振兴的唯一指标，但至少这是他们所付出努力的象征和结果。

这也让我感受到，县域教育就像一块干涸太久的土地，只要浇一桶水下去，真的就会有种子发芽。可是它被遗忘得太久了，它在整个优质教育改革的滚滚大潮当中被碾压，被忽视，变得不被期待。

故事讲到这里，我发现县域内实现普惠式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又发现，当教育办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面临的诱惑也会越来越多。本科上线率提高了，那我们能不能多出几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有的学校或者教育行政官员就会想，要不我们把资源重点投向某些个别学生，让他们更有希望冲击清(华)、北(大)、复(旦)、交(大)。这考验的就是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对于教育KPI的态度，普惠式教育和精英式教育，到底选择哪一种？

我在2021年夏天采访了一位校长，我问他：“几百个一本和两个北大清华，你会选择哪一个？”他的回答是：“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学校多少瑕疵！”只要这个学校考出了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很多在办学中的不完美都可以被掩盖，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河北四所县级中学成为清北“生源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五、教育生态该不该采取适者生存模式？县域教育出路何在？

有人认为，县域教育的衰败是自然演进的结果，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教育生态该不该奉行这种进化论模式呢？县域教育作为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版图当中的末端和基层，到底应该怎么办？进化论在自然界可行，在经济领域也许可行，但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具奠基性的领域是不可行的。今天的媒体舆论特别喜欢表彰个体的情怀，我们会去宣扬某一个校长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拯救了一所学校。但是，个体的情怀很宝贵，可它是不可持续的，制度化的出路才会让县域教育更具有自我造血功能。

我们也不能只把希望放在对口扶贫上，希望也许就在本地人身上。我在调研县域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令我感动的校长都是本地人，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们守护着这个学校和一方教育。他们了解当地的人，他们走在街上都会有很多老百姓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共生共荣的场景。这种场景不是简单的某一次改革可以建造起来的，但是却可以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魔幻现实而消失。

有两个本地人办教育的积极案例我一直记忆犹新。2020年，我去了河北易县的大龙华中心小学，这个学校的校长让我很感动。易县经济不发达，学校的办学经费非常有限，他就想方设法从有限的资金里节省钱来让孩子们可以接受很好的音体美教育。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办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相当于城市的家长送孩子去上的课外班，但是这里的课外班都是免费的。

校长为什么要免费给孩子们开课外班呢？他说这个地方经济不好，很多家长都出去打工了，大量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家庭也拿不出上课外班的费用，但是他又希望他学校的孩子能接受基本的素质教育。学校放学后提供的社团有足球课外班、手工课外班、美术课外班，甚至还有军乐队。这些社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孩子们尽量多地留在学校，免得去学校外面瞎玩，怕不安全，可见学校的良苦用心。

也许这些课外班不是很专业，但已经足够可贵。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在农村，学校这么干不会受到来自家长的反对。其实在北京海淀也有这样的学校，上庄中心小学被称为海淀区的“农村小学”。这个学校的校长也是上庄本地人，他在这个学校待了30多年。我去过这个学校很多次，我发现以校长的能力，他是可以跳槽到城里其他的好学校去的，但是他却选择待在那里不走。

他说：“我就是上庄人，我就在这好好地教我们的孩子，条件确实艰苦，但是我不觉得苦，我们学校的孩子尽管也算是农村学生，但是我得让他们见过世面。”所以他们学校除了有一般的体育活动以外，他还给孩子们开办了旱地滑雪课外班。在这个“鸡娃”的时代，一看到课外班，可能就会想到要多少钱，但是这些也都是免费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开设的。这两个学校都没有太多的办学经费，但是他们都想尽办法解决。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没打算逃走，没打算跳槽，他们就在这儿好好地跟着孩子们一起过日子。

我们今天常常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县域教育，觉得它需要被拯救，但是这些朴素的校长让我看到了县域教育中也有一些应该被保持和留住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应该被教育改革确认、吸收和倡导。

第一，学校要尽可能多地满足教育需求，尽量无须家长补充额外的资源。

第二，要考虑到初中和高中也许就是一些学生的最高学段，学校应该提供最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县域里面的校长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学生从他们的学校毕业，可能一生都不会再踏入学校了，后面就是忙忙碌碌地谋生。如果他一辈子注定了只能高中毕业，那么高中就有义务让他获得最基本的文理科知识。

第三，学校应当赋予孩子一生中重要的情感资源。如果一个人只接受了高中教育，那么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很可能就是在高中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很多学校片面地强调成绩，同学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彼此关系冷漠。学校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的一个场所，它的这个功能不应该被消解掉。在学校里收获到的友情，甚至是爱情，这种情感资源可以滋养一个人的一生。

也许最朴素、最真挚的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很多教育的结果是无法用成绩或者数据来衡量的。并不是只有成绩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关于县域教育的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们都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县域或者说农村，有时候成为一种遥远的文学怀旧或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县域教育更是处于竞争生态链的末端。但是，基础教育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本文内容来自林小英《县中的孩子》一书）

林小英：《县中的孩子》，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年版。

来源|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