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衰亡的制度因素：从商鞅变法看历史的转折

引言：

商鞅变法，是秦国秦孝公时期由商鞅发起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

商鞅变法在中国国古代变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改变当世的秦国风貌的同时，也与后世秦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就让我们从商鞅变法的内容出发，通过对商鞅所制定的秦法，来探究秦朝衰亡的制度因素。

（商鞅画像）

积贫积弱，变法图存

商鞅本名卫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是战国时期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先祖为卫国贵族故又称公孙鞅。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而公叔痤在临终前曾向魏王进言：“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见魏王不屑一顾，他又说：王既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不得不说，公叔痤极具识人之明，他看出了卫鞅身怀经世之才，若放任其去往别国，势必会对魏国构成威胁。

可惜他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并未勘破魏王的想法：魏王既然不肯听信他的话重用卫鞅，自然也不会仅凭他一句话就杀了卫鞅。

在以相国的身份为国尽忠之后，公叔痤又以师长的身份提醒卫鞅赶快逃出魏国，少年卫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一路向西逃入秦国。

彼时的秦国刚经历过四代乱政，财富土地空前流失，又因地理位置而被山东诸国视作蛮夷。

当此之时，国家迫切的需要一个指导方略来救亡图存。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嬴渠梁继位，继位的第一年，这位年轻的新君向天下发布了一道《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几乎代表了一位君王能开出的最优渥的条件。

而在秦国变法大成之后，秦孝公也的确遵守了这一承诺诺，赐卫鞅商於十五邑作为封地，号其为“商君“。

《求贤令》使卫鞅看到了秦孝公对名士的尊重，于是他毅然决定入秦，助秦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五年，在经历过一场场辩论之后，秦孝公终于决意变法，一场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政治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推行法治，以法立国

在“以法治国”的前提下，卫鞅的改革思路大致可分为四条大纲。

其一，推崇农本以富国。

新法规定：废除战国通用的井田制，推行土地私人拥有制，开放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权，并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

而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思想，是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过的“重农抑商”思想——即以农业为国民的“本业”，以商业为“末业”。

卫鞅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迫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从事农业，并采取了针对农民的愚民政策，从根源上断绝农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卫鞅又要求国府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借机统一了国家的田赋制度。

从经济角度看，这些制度既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提高全国的粮食储备量，为秦国参与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而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最原始的赏罚手段却在无形中降低了治国的难度，人民不知国政只管种地，其他一切跟着政府走，散乱的民心就这样被利益团结在了一起，并迅速归于政府。

其二：激赏军功以强兵。

为增强兵力，卫鞅在“农本”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等爵军功制”，这一制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点。其一，“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新法将秦国的爵位分为了二十个等级，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出身，皆可凭军功享受相对应的爵禄。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等同于取消秦国宗室所享有的世袭特权，公室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获取爵位和封邑了。

这一政策直接将卫鞅推向了老氏族的对立面，为他人生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军功爵”制度依然遵循了最原始的赏罚原则，却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阶级跨越的通路，老氏族的特权被打破。

想要成为秦国的新贵，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上阵杀敌，凭借杀敌数量的多少来获得高官厚禄。

在政策的激励下，秦国的有志青年皆愿意去从军，以敌军的人头为自己挣一份光明前途，秦军就此成为了一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其三，整顿地方以领政。

在大力推行前两项政策的同时，卫鞅又提出了“废分封，设郡县”的主张，即以郡县制度代替秦国实行了百年的分封制，形成了中央—郡—县—乡—里—村的层级制度。

为方便管理，新法还改革了现有的户籍制度令居民以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编户入伍入什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实行一户有罪十户连坐的惩罚措施。

严格的层级划分使中央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高效的实行，严苛的惩罚措施提高了犯罪成本，大大的降低了地方的犯罪率，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加强了中央集权。

强大的中央集权又使国家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国力高度凝聚，国家自然不怒自威。

其四，移风易俗以正民。

为了纠正国民的歪风邪气，使国家不至于从内部溃烂。新法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比如禁止民间私斗，杜绝血腥的同态复仇法，避免国家战力的内部消耗。

又比如强制民间实行分家政策,禁止已经成年的父子或兄弟居住在同一个大家庭内，以此来激发小家庭的独立自主意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国府的税收（秦法按户收税）。

四纲之下各有其法，在详细的层级划分与严苛的刑罚面前，秦国真正做到了举国同法。

朝野间官吏无贪，庶民无私，看似平稳的发展轨道背后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人民对于国府只有惧怕，没有爱戴。

刑杀峻急，伤民之心

如果说法律是维持国家运作的机器那么民众的道德水平就是国家得以立世的脸面，要命的是，在商鞅变法的愚民政策之下，国家机器从国家脸面上狠狠碾了过去。

换句话说，秦人不愿犯法并不是因为犯罪可耻，而是害怕犯罪之后的惩罚。

变法后的秦法提倡“轻罪重罚”，并让邻里之间相互监视举报。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对人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秦法在后世史书中以严苛著称，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商鞅经手的渭水大刑。

“（商鞅）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新序.商君论》”

百姓们由此积怨于心，民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注定会有一场山洪般的爆发。

而在另一方面，秦国在六代雄主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国家的疆域在不断扩大，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作为保障，种种疏漏都表明，秦朝注定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商鞅之法于秦国而言是治国理政的佳兵利器。

商君法的变田、赋税、农爵、军功、度量、官制等条例犹如一只匡扶朝纲的手，原本贫弱的秦国在它的帮助下成为了傲世中原的天下第一大国。

虽然最后商鞅被车裂，但只要秦法不死，战时的秦国就不会变形糜烂。

但在天下归秦之后，原本的利器却逐步变成了断送国祚的凶器。

列国遗民们纷纷归秦管辖，与习惯“重典”而又不甚开化的秦人不同，山东六国的臣民深受百家学说的影响，从观念上便与秦法存在着冲突。

加之遗民们原本就与秦国有着亡国之仇，归顺后不但得不到优抚，还得忍受秦法严酷的制约，这使的他们的心中积怨愈深。

而此时秦人的个人意也识在各国融合的过程中逐步觉醒，觉醒的人格却又缺乏古代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忠君爱国”思想，原本驯服的民心开始集体躁动。

商君法在秦国根基太深，统治阶层根本意识不到旧制度的欠缺，始皇帝在开国后不惜民力，利用中央集权大力兴修长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彼时尚能上位者强大的政治手腕镇压来实现和平，可一味地镇压终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在始皇帝驾崩之后，愤怒到顶点的百姓们抓住了政权交接的空档，一举起兵推翻了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