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山秦简：揭示秦朝法治与人性的冲突与选择

一个完善的律法对于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其实这个问题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具体的答案。人口拐卖问题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之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何处置人口拐卖问题，对于这些罪犯到底是重罚还是轻轻处置，当遇到地方上的对抗的时候，国家执法人员又该如何选择，到底是坚持“法不责众”的原则，还是说为了讨回极少数人的公平正义而一以概之，这些问题在秦代的时候其实相当明确，但不知道为什么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让我们丢掉了最为良善的法治经验。

云梦山秦简的人口拐卖案

1975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之上风起云涌，世人的眼光都在注视东北方的时候，中国南方湖北云梦地区的一次偶然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2000多年之前，秦国基层的法治情况，实际上今天我们法治社会之中面对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秦朝的那些法治官吏先辈身上都一一经历过，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对于我们后世有着无比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一批云梦山秦简之中包含了许多法学案件。

但最为值得我们去观摩的，和今天要说的有关的，当是秦代南郡安陆县地区的人口拐卖案件。当时作为湖北安陆县的一个亭长所负责的就是周围的捕捉盗贼之责任，他在接到民众报案之后接手了一个女子人口失踪案，这一次的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因为国家战争的发动而草草结案，而是有着充足的时间去调查这次人口失踪，经过他和手下的顺藤摸瓜，在一个偏僻的村落之中发现了这个失踪女子的痕迹。

他所定性的是这个失踪女子是被拐卖到了这个偏僻地方为妻。这种事情在当时其实也已经不少了，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成为了一个难题，他虽然是大秦的官吏，但手底下却只有那么几个人，是无法和全村里上百人进行对抗的，那个时候他的心中也是相当的犹豫，犹豫自己要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最后身为秦吏的良知让他以以多对少，对方的里正和族长也煽动了村民对抗，甚至要杀死这几个秦吏，然后逃亡进入楚国。

这危机发生的时候，是亭长当着众人之面宣布秦法的威严，让他们知道人口贩卖的罪名和被盗贼裹挟杀官之后的惩罚，后来正是靠着秦法的威严，对面的村民在领头人被杀死之后就放下了武器投降，这一个村的人随后都被秦军逮捕抓入监狱，经过县令和郡守上级官员的会审之后决定将整个村之中贩卖人口的十几名主犯判处五马分尸之刑，其他百余名村民被剥夺人生权力三年，需要为官府干苦力修筑城墙。

人口拐卖案件带来的疑问

秦吏处置完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心中相当的疑惑，可以说是经历了天人交战，至于后世为何会知道这些情况，完全都是在考古出土的数万片秦简之中知道了他的心理活动，这名秦吏对于秦法的深信不疑可以说是刻进了骨子里，但他的人性却又在对自己提问：为了救出陷入深山的那几名拐卖女子，从而让这个村落上百人都陷入牢狱之灾，这样的做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这样的思索不仅在2000多年之前的秦吏身上发生过，就算是到了今天我们许多法治人员身上也出现过，好多时候针对这种特殊案件的时候，往往就是救下了极少数人，但却让大部分人都陷入到了痛苦之中。这个问题的解决者是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从秦吏和秦法之后的执行力度可以看出，秦代时候的律法对于这种问题已经给出了相当清晰的答案。

秦法和秦朝未亡时候的秦吏普遍坚持认为：“单人对单人的暴行是犯罪，多人对单人的暴行同样是犯罪，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按照秦法来进行判决，在秦国和秦朝，是不可能因为人多就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的”。秦国是这样，但秦国之外的山东六国却不是这样，山东六国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他们坚持认为“人性本善”，觉得人生恶念是外来胁迫导致，只需要通过教化就可以让人重归正途。

事实上的答案是怎么样的呢？熟读上下五千年历史和善于进行古今对比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这个问题，是秦法对了，儒家终究是错误了，从秦朝灭亡之后，使用儒家义理教化百姓长达两千多年，但人性从恶的情况从来都没有解决过，在一些山水险恶，偏僻难行的地方，“溺婴、拐卖”这样的人性从恶事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法家当年知道这些问题是道德教化所解决不了的，所以才走上了法不容情这种截然相反的道路。

人性之中的好恶利害

从秦代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无疑是用来约束人性之中邪恶部分最好的武器。当年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就曾经说过当时的情况，父母在生育子女的时候，如果是男孩的话就会相互庆祝贺喜，可如果是女孩的话，就会残忍的将她杀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利益在其中作祟，生男孩被认为可以传宗接代，还有一把子力气种田干活，而女孩则是不同，不仅不能种田务农。

等到长大之后还要自己家庭补贴一份丰厚的嫁妆，这样才有人愿意迎娶。对于一个普通战国秦代的家庭来说，家中的粮食本来就不多，遇到正常年份的时候，尚且只能勉强饿不死，一个女孩生长到十四五岁出嫁十多年的时间，完全就是在替别人家在养媳妇，这样做相当划不来，所以法家人眼中的父母对于子女尚且如此计较利害关系，对于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法家的观点是人性的好恶利害绝不是道德教化可以改变的。

法家的先贤看到了这个问题，对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之中也产生了分歧，其实也是思考了很久，最后法家的人索性就咬牙坚持，对于这类因为人性之恶产生的问题，干脆就不分善恶，只看对错。在这种法律原则之下催生了秦国的法不容情。一个国家之中，安分守己的人就是良善之民；如果危害到了他人和集体，那这类人就是恶徒。这些都是秦法的定义。

秦法之中最难协调的“法不责众”与“法不容情”在此得到了解决。所以湖北云梦山睡虎地和江陵以及湖南湘西里耶众多的秦简都在显示一个原则：“一人施恶于人是错，众人施恶于人亦是错。”秦法之中对于这种施恶的暴民恶徒，是不会去看数量的多少的，做坏事触犯法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要受到处罚。所以秦国法家在惩罚社会恶势力之后洋洋得意说：“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让人们不敢越界犯错，这样天下就能实现大治了！”

秦律的先进和缺陷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秦律无疑是比儒家那一套空口白牙的说辞要先进的很多，但其实从商鞅时代的第一代秦吏到秦王子婴最后一代秦吏，他们在使用秦法的时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纯的道德教化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单纯的法家惩罚就足够了吗？这个问题其实是产生于秦始皇死后天下崩坏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官吏开始自发的思考是不是法律出现了问题，不然严刑峻法为何没有实现理想之中的天下大治，反而在统一天下之后走向了灭亡呢？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引申出来的问题又更大了，一个是秦国律法的先进性和缺陷性。另外一个就是秦国律法的时代性和变化性。秦国的法律在当时的时代无疑是先进的，但秦法对于社会和人性看待的依旧是太简单了。诸如牵连甚广的这条法律，就直接导致了很多没有犯罪却受到诛连的人将秦法看成是“恶法”，实施秦法的官吏被看成是酷吏，制定秦法的秦国被看成是暴秦。这样下去也就难免一夫作难而天下响应了。

其实如何解决秦法的缺陷和局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时代生产力上面，生产力不能解决的话，这一类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非人力所能应付。我们可以发现秦法可以救治春秋战国五百年以来的乱世。但这种从商鞅时代沿袭下来的秦法似乎成为了一种战时法规，可以结束分裂乱世，但却很难实现天下大治。如果非要在中国封建时代上下两千年进行对比的话，秦法无疑是第一的，封建帝国之中秦法可以被执行的地方，那绝对都是王道乐土。

与之对比的话，战国末年的秦国做的的确是最好的，因为秦法之上有英明的君主施威于下，秦法之下有无数视之为信仰的秦吏贯彻执行。秦国律法能够执行到的地方，奴隶贸易虽然没有停止，但平民百姓子女被拐卖的情况还算是收敛较少，在崤山以东的六国却是连平民的安全都无法保证，这种情况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得到了改善，因为秦国律法相应的被推广到了整个天下，但仅仅十多年之后的天下大乱，却让秦法成为了一纸空文。

失去秦法的时代有多惨

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公元前221年到十五年之后的公元前206年大秦正式灭亡，秦末天下大乱的情况造成了无数基层秦吏被杀害，无数的抄写新鲜的秦法文书在六国复辟者成功的火焰之下被焚烧殆尽。当上位者不再将秦法作为管控天下的武器的时候，当执行秦法的一大批忠实秦吏被杀害，秦法一批批地被烧毁的时候，那并不是天下人重归于自由的美好时候，相反的是这个时候才是噩梦的开始。

这样的例子在秦法失效之后层出不穷，西汉初期著名大将栾布在少年时代只是魏国的一名贫困少年，为了存活下去来到齐国一家酒家做佣工，但有一天不小心就被一伙人贩子塞进了麻袋里面，经过天旋地转之后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燕国，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被人贩子贩卖为奴隶，在秦军还没有攻下燕国的时候，栾布连自由人的身份都没有，只能在燕国都城的夹缝之中累死累活以求生存。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最为离谱的是到西汉的时候，汉朝虽说有萧何救治保存了一大批秦法，并从中取舍创造了属于汉朝的《汉九律》。但汉代律法已经失去了秦法的灵魂了，具体到的案件是汉景帝时代的故事，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弟弟叫做窦广国，这个一国之尊的国舅爷遭遇的事情恐怕说出来大家都不会相信，因为窦广国在很小的时候就和姐姐窦太后失散，被人贩子反复拐卖十几次。

最后等到窦广国十几岁的时候被贩卖到了北方黑炭窑之中做烧炭工人，那次烧炭的时候因为窦广国身材瘦弱矮小，所以经常被欺负，但就是这次被欺负排挤到外面煤炭储量不足的地方，所以后面发生倒塌事故的时候，上百名矿工死于非命，只有窦广国侥幸逃过了这次灾难，之后流落长安有幸与自己的亲姐姐窦太后相认，说出来童年时代的事情和认亲的证据，这才逃脱了底层为奴为婢的苦难生涯。

结语

西汉的文景之治被后世儒家歌颂为空前的盛世，暴秦的法治在他们眼中自然是不能与之相比。但就是这样一个西汉文景盛世，皇亲国戚的身家性命尚且不能实现自保，更何况平民百姓呢？所以整个汉朝四百年的时间，人口贩卖日益猖獗，平民贩卖儿女的情况也是愈演愈烈。最后奴婢问题也成为了压死汉朝众多稻草的一根。由此观之，秦法的严厉，达到杀一儆百，惩罚百千人而让万人畏惧，那这一切就值得我们后世去赞扬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