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元计，去年我国出口七年来首次下降，外贸或要变天了

曾几何时，我们被誉为“世界工厂”，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人口庞大，廉价的劳动力和较高的生产效率，都帮助我们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可以很便捷地卖到世界各地。

借助庞大的制造业链条，我们养活了数亿人，为这些人提供工作收入就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地缘局势的复杂，都让我国的出口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而眼下，出口的变化已经很好反映到了数据上。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由于全球对我国制造商品（汽车除外）的需求放缓，我国2023年全年出口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23年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为3.3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4.6%。

而2022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7%，上一次出现出口量下降是在2016年，因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当时下降了7.7%。

去年我国的进口也下降了5.5%，降至2.56万亿美元，这让我们出现了82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出口下降，国内需求又不足，如今我们面临着国内外需求都疲软的双重挑战，而2024年，提高需求不仅仅是对内，对外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攻克的难题。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出口下滑，可能还并非体现在国外需求不足上，作为对比，越南、印度等地的出口都在增长，因此在外贸领域，可能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全球化时代一去不复返，碎片化的贸易时代正式来临，而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全新的挑战。

以人民币计算，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41.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增长0.6%，进口17.99万亿元，下降0.3%。

尽管以人民币计，我国进出口数据还要更好看一些，但考虑到过去一年人民币的贬值对出口的优势影响，0.6%的增长，也的确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外贸形势的复杂严峻之外，内部的消费疲软也拉低了我国的通胀。

2023年我国消费价格通胀率为14年来最低，仅仅只有0.2%，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涨幅，当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那一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0.7%。

外贸的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关税，特朗普以美国贸易逆差为理由，粗暴单方面提高关税，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开始发生贸易摩擦，而主要责任当然是在美方。

在之后的过程中，双方经过多轮贸易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些共识，但2020年的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这一共识。

去年美财长耶伦访华的时候，谈及美国的对外贸易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美国过去做的是离岸贸易，哪里的商品价格更便宜，哪里的成本更低，就从哪里进口。

但俄乌冲突让欧美意识到，商业上的紧密链接，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因此美国的贸易对策开始发生转变，从离岸贸易转变到了近岸甚至是友岸，也就是和周边的经济体做贸易，亦或是和价值观相同的贸易伙伴进行贸易往来。

这一变化，很好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外贸所面临的复杂局势。

前几天拜登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在演讲中拜登也提到中美关系不是冲突，是竞争，既然美国对关系定义为竞争，自然就避免不了对我们实行卡脖子。

除了半导体芯片产业卡脖子，人工智能所必要的芯片算力也对我们卡脖子，另外还有风险投资的限制、汽车反倾销调查等等，围绕这些点，美国对我们展开了围追堵截。

竞争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汇，尤其是涉及到大国竞争，商业上的竞争是良性的，但建立在商业贸易上的，但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单方面的，甚至是不对等的。

例如技术卡脖子、针对特定的产品提高关税等等，这些都是竞争的必要手段，也是我们外贸所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关税，关税一提高，我们的很多企业在国内生产的商品要想卖到欧美市场，就必须要为此支付高额的关税，这样一来价格优势就不存在了。

于是我们看到过去数年，很多企业开始走出去，要准备或即将准备在国外建厂，以规避美国的关税，例如墨西哥和越南、印度等地建厂，就是一个可以很好规避美国高关税的例子。

但在国外建厂，就相当于把就业机会和GDP给到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增长的GDP，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减少的GDP，别的国家增长的就业人数，就是我们自己减少的就业人数。

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

国际贸易，直白来说其实就是消费和供给，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贸易，只不过从国内市场换到了国外市场，现在的问题就是买家需要另外找卖家，而我们的卖家却依然迫切渴望卖给买家，原因很简单，毕竟国内的需求显然还无法满足我们内循环，供给依然会过剩。

因此，商品如何卖出去，是令企业更头疼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很难去阻止我们的企业走出去，阻止我们的企业在国外建厂。

要想获得订单，很多时候需要抉择、需要做出部分牺牲。

如果我们建立法规不允许企业走出去，那么代价可能是一部分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用价格战卷来卷去，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企业死掉，被市场无情淘汰。

而让企业走出去，在别的国家建厂，为当地带去GDP和就业机会，那么可能是我们需要做出的必要牺牲。

就如同当年我们打开国门，迎接外面的技术和投资是一样的，当时我们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外资要想进来，除了在当地建厂解决就业和GDP之外，还需要用技术换取我们的国内市场，这也是合资品牌的由来。

到了今天，我们的企业要想走出去，尤其是涉及到汽车这类重资产商品，可能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反应，那就是在当地建厂，甚至必要的时候和当地的本土品牌成立合资公司，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眼下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承受得起国内企业走出去吗？

很难。

和当初我们引入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当时的欧美品牌在国内其实已经非常具备走出去的基础了，欧美市场的消费一直以来都非常强劲，所以根本不缺也不怕企业走出去建厂，而欧美的品牌又急于开拓更多国际市场份额，因此这是一个两头得利的好事。

但我们不同，美国三年时间新增就业人口才1200万，我们有着14亿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我们一年新增的就业人口就需要达到1200万人，我国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就高达上千万，比起欧美，我们更迫切需要就业机会。

所以，企业走出去这个问题，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国内的就业形势带来了风险挑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消费不足，通胀率创14年最低，这更迫切需要新增的就业机会，去拉动国内的消费，反过来，国内的企业也更想走出去，因为眼下各行业的价格战内卷已经让一部分企业吃不消了，也需要发展国外业务，不至于被卷死。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国内消费疲软，在于就业不稳、收入不高，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下行等问题；而外贸的关税保护，又倒逼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建厂，带走的就业机会，我们也会心痛。

问题怎么办呢？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优先解决外部环境的贸易保护，让全球化继续全球化，而不是变得碎片化，搞成小圈子贸易。

同时，我们需要放开更多外资准入限制，要吸引更多外资进来，创造就业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不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消费慢慢修复。

保住企业不走出去，同时鼓励更多外资进入，就业好了，消费就会慢慢恢复，消费恢复了，我们才有机会去完善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让房地产和地方债务的问题，一步步软着陆。

而这，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办法。

我们的宏观经济挑战始于外贸，也最终应该由外贸去结束这一困局。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