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与史传：卢祖尚之死的比较与探讨

平话脱胎于史传文学，史传是平话的母体，这一点前面己经有所论述。但是平话在脱离史传这个母体的时候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它是对史传的完整的复制，还是血脉相连下的再创造？这一切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对此，研究者好象并未作过深入的探究。本章将在仔细比照史料和平话文本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力图挖掘出其中蕴藏的原因。

史传特别是“通鉴”类正史对平话的影响在众多因素中是先导性的，因此本章的讨论将以此为基点，全面考察平话在取材过程中对正史材料的截录转合的手法的运用和成因。经过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正史和平话在内容上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正史有的材料，平话没有采用；正史有的材料，平话也有；正史没有的材料，平话却有。现在我们就将对这三种主要的形式进行比对，并试图找到其生成原因。

平话对史料的删减和剔除

平话虽然取材于正史，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所截取的。比照平话和正史时，可以发现在正史中出现的一些人事，平话中却毫无反映，甚至提都没有提及。

例如《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曾记：文字并没有被《前汉书平话》所采引，像这样没有被引用的材料在史书中多不胜数，再如《三国志》：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其男子头，驾其车牛，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牛车辕轴，连衫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曱士为碑妾。些段落都不为平话所吸收，还有很多人物也没有在平话中提及。究其原因，应是史传和平话不同的创作目的所致。

中国古代的史学非常发达，史传文化传统的形成由来

己久。早在周朝就有专门的史官负责记载历史，所以史传文学的体制越来越完备，有通史、断代史、编年史等，他们之间互相补充，全面而详赡地记录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如实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轨迹。

如此耗费精力地来记录历史，结构历史的鸿篇巨制，目的就在于如实反映人物事件，不仅使后来者了解以前的历史，也给其一种历史的警示。

所以对于大大小小的曾给过历史和社会一定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著录者都会有所记载和提及，使历史有一种延续性。因此，史传的篇幅往往都很长，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也是纷繁庞杂。

至于平话，它与史传有着不同的创作目的和方向。史传作为国家性的藏书，主要为文人学者所用，是一种历史的保留。而平话创作主要是适应市民群众的娱乐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样式，其服务对象是知识文化水平都很有限的市民，它的阅读价值是通过精彩刺激的故事来体现的。

如果故事平淡乏味，只是对历史事实作简单的、如记流水帐般的记录，是不会有

商贾去刊刻买卖的，更不会有读者去阅读。所以，平话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一定要有出彩之处，其作也往往在这些出彩之处特别着力。

作者和著史者的着力点

那么，如果同样是写三国故事，平话作者和著史者的着力点是不同的。平话作者会根据市民看官的喜好，选取他们感兴趣的历史内容大加渲染。如重点是写张飞如何喝断桥,刘备如何三顾茅庐、诸葛亮如何取胜赤壁等。

而舍弃那些三国中的作者认为无关痛痒的次要人物和不能表现主题、没有很强故事性的非重点情节，如蜀国成立后，诸葛亮如何发展经济，曹操如何礼遇贤士、关心士民等，对于像诸葛谨、张昭、简雍等一大批谋士更是只字不提。史传却不然，即使是小事件、小人物，只要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的，编撰者都会有所记录，力争没有遗漏，还

历史真实的面貌。

上面所列举的事例都是史传记录而未被平话采用，为何不被平话所载？我们可以就此作一分析，《前汉书平话》主要讲的是吕后的狠毒贪婪，为了突出吕后的这一主要性格特点，平话中选取的都是群众比较熟悉的、感兴趣的人物和故事，例如“吕后斩韩信”“吕后鸩死赵王如意”“吕后擒戚夫人”“吕后临朝”“吕后鸩死刘友”等。韩信、如意、戚夫人、刘友都是群众耳熟能详的人物，

市民群众的同情都在他们一边。

吕后为了独揽皇权、临朝听政，视这些人为绊脚石，不惜草菅人命，除之而后快，通过这些情节的串联使吕后恶毒的形象跃然纸上。再仔细琢磨作者的选材，应是经过精心结构的，选择的这几个人物不但是下层民众熟悉喜爱的，其事例也更有故事性，易于发挥，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故事能突显事件的悲剧气氛，通过民众对被害人物的喜爱来增强对害人者的憎恨。

而上则材料中所讲述的人物一齐王，不一定为民众所熟悉，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太淡，没有造成人物间的激烈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结局显得比较妥协，不能很好地突出吕后凶狠残暴的一面，只能反映她有些贪婪罢了，可供发挥的空间不大，况且放弃这一部分对平话也不会造成结构上的不连贯，所以作者舍弃了这一部分史料。

思想倾向定型

看《三国志平话》，三国故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润饰，在宋元时期己经有一定规模，以蜀汉集团为中心和“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基本定型，主要人物的“类型化”个性气质也大致形成。所以，平话在有限的篇幅里肯定会以蜀汉集团的人物和活动为主线，重点塑造、突出主要人物的“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再旁涉牵出其他相关的事件和人物来衬托，这些就决定了平话作者在史料选择上的取舍标准。

平话是以“拥刘反曹”为基本立场，刻画蜀汉君臣的“忠孝仁义”为主要着力点，对于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等其他的人物的刻画就会比较薄弱。特别是对曹操的评价，民众一直是以“奸”来概括的，即使是陈寿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也是贬大于褒，但是出于史官秉笔直书的责任感，在记录中作者还是尽量真实，善恶必书，使人物更完整，所以对于反映曹操礼贤下士、关心士民等仁义的一面的史料仍有很多的记录和保留。

但这些史料的记载使人物性格趋于复杂化，容易给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读者造成理解判断上的障碍，使他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而受传统儒家的教化观念影响至深的平话作者为了衬托刘氏集团君臣的形象，是把曹操作为其对立面来塑造的，所以曹操性格中的“奸”的成分被充分扩大，以此衬托刘备、关羽等人物的仁义。《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也是如此。

但是在平话中这些记载都被抛弃了，他完全被塑造成为一个残民以逞、邪恶残暴的昏君。这都是因为作者希望通过人物“善恶分明”来吸引读者并借此实行教化的目的所致。至于《三国志》中对董卓专权的详细记载，也是因为董卓在平话中是作为辅助性人物出现的，他与蜀汉集团主要人物的关联不多，只是起到串联情节的作用，故所记不详。因此，对于上述史料的删除是理所当然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平话创作舍弃一部分史料的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古代史料浩如烟海，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太多，平话在有限的篇幅里不可能全部网罗。二、平话没有必要全部收录史料的全部内容。

史传是以网罗历史事实，真实再瑰历史为写作原则的，“不虚美，不隐恶”。而平话是应商贾的盈利目的、市民的娱乐目的而产生和刊刻的。平话作者所摹写的内容是以市民群众熟悉喜爱为前提，创作的立场倾向也是符合市民的审美需要，迎合他们的口味的，所以在史料的择取上，他是按照市民群众的文化心理来取舍的。

结语

为了突出群众喜爱的人物的特定个性气质和关注的主要的事件，一些与此联系不大的小人物、小事件就可以略而不谈了，所以首先可以放弃的是这一部分的史料。然后在一些和主要人物、事件相关联的史料中，对于那些故事性不强、矛盾冲突不激烈、群众不熟悉的事件可以再进行过滤。

如果舍弃这些情节对平话发展的脉络没有影响，不交代也可以保持平话的连贯性，也可以删除。对于人物塑造也是一样，能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类型、起到道德劝鉴作用的史料就可以采用，而那些不能很好反映特定性格的材料或者容易造成人物形象模棱两可的材料则可以弃而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