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制度改革：平衡和制约的智慧

在中国历史上，在改朝换代的血腥斗争中，能够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不滥杀一人的，实属罕见。

同样是改朝换代，隋文帝杨坚将北周宗室全数杀尽；而后梁太祖朱温，一口气杀掉了9个王子，后又连杀30多个大臣，而且还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扔进黄河里；至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哪次改朝换代，不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呢？

和以上血腥场面相比，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仅仅死了一个人，而且得到厚葬。这对于稳定政局，收服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赵匡胤对前朝小皇帝一家呵护有加，对前朝老臣量才使用，这与以前改朝换代的血腥屠杀相比，不但显得仁慈，而且显得高明。不能不说，宋太祖的政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和他相比，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连一个已经亡国的文人皇帝李煜都容不下，可谓是天壤之别！

说他举重若轻，杯酒释兵权更是旷世杰作。

要知道，赵匡胤前半生是在五代战乱中度过的。那时候，谁掌握兵权，谁就可以当皇帝，短短几十年时间，更换了五个朝代，更可恨者，石敬瑭为了做儿皇帝，竟然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使有宋一朝三百年没能喘过气来。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将，是赵匡胤执政后的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政治智慧的一道测试题。

赵匡胤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面对这道试题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字“杀”！而后来的宋高宗赵构，也是把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父子秘密处死。而昏聩的崇祯更是残忍地凌迟了袁崇焕。

和这些人相比，赵匡胤就高明的多了，他给出的答案是“杯酒释兵权”，而这一答案获得了双赢的结果。功臣得以安享晚年，而朝廷也相安无事。

赵匡胤政治才能的第二个亮点，就是在政策设计上平衡和制约。

赵匡胤知道，“怀酒释兵权”治标而不能治本，要想国家长治久安，还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而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平衡和制约。

首先，他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政权，把军政财三权分开，从而铲除了节度使做大的土壤。

其次，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把调兵权和带兵权分开，这一设计，有效地防止军阀称霸的弊端；

另一方面，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但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随时可以平定外地叛乱。而外地的军力联合起来也足以抗衡京城驻军，这就使得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

最后，他还采取了兵将分离。采用“更戍法”，驻屯京城的禁军和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使将官无法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当然也就不能率兵与朝廷对抗了。

在解决了军队问题之后，他对相权进行限制，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如设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这样就可以使各部门长官相互制约。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是据此享受俸禄;“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同样没有实际权利。也就是说，官大的，不一定有实权，而有实权的，官不一定高。这样，任何人都不能集官、权、荣誉于一身，避免了专权出现。

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原来只作为装点摆设的文臣开始逐步取代武将，在政治领域活跃起来。

宋太祖除了对大臣制约之外，对皇权也进行了制约，圣旨的“封还”制度就其中之一。也就是说，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审查圣旨，当审查圣旨不合乎法度时，此机构可将圣旨“封还”，这在封建王朝，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除此之外，赵匡胤死前立下“勒石三诫”：

保全柴氏子孙;

不杀士大夫;

不加农田之赋。

这三点，平衡了各方的利益，也制约了权力的滥用。

在国都的设置上，他提出了“先洛阳，后长安”的设想，只可惜，不久之后他便驾崩了，留下了永久性的遗憾。。

只可惜在赵匡胤之后的宋太宗赵光义因为两次北伐的惨败而将“重文轻武”这一国策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矫枉过正；再加上他为一己私利，而反对迁都，死守开封，这些都为北宋一百多年后的灭亡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