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储制度与元丰末命的争议

看过清宫戏的朋友，一般都知道清朝雍正以来开始公开进行，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预先立储，将其写进传位密旨里，然后在大臣们的见证下，将密旨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背后，一旦皇帝驾崩，由大臣们当众取出，宣读传位诏书，新君即位。

北宋并没有明确的建储制度，尤其是太祖生前，还没来得及建储，结果，太宗篡立，或许，有鉴于此，太宗在解决掉侄子和弟弟之后，延续五代以来以及自己以开封尹即位的传统，以次子元僖为开封尹，等于暗示将由元僖承继大统，但好景不长，很快引发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结果，元僖不明不白地死了，为此，太宗晚年为立储操碎了心，直到至道元年八月，临终前两年，才正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即后来的真宗。

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建储制度，以致于北宋中后期的许多政争和内耗都和立储有关，尤其是元丰八年神宗弥留之际的建储之争，史称“元丰末命”，本卷就是这一过程的官方叙事，而卷三五二是对这一官方叙事的的一系列考证和辩诬。

“元丰末命”的关键症结是，在这次立储之争中存在的主要疑点：

（1）、神宗弥留之际，决定立哲宗为皇太子，到底该归功于太皇太后，还是宰执们？这一时期，神宗已经失语，说不出话来，基本只能靠点头、摇头表示肯定或否定。

（2）、当时的宰执队伍中，左相王珪vs右相蔡确，谁是立哲宗为皇太子的最终主导者？其他执政官是如何在左、右相之间站队的？

（3）、太皇太后究竟是想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徐王赵颢），还是想立自己的大孙子（延安郡王赵傭，即哲宗）？

（4）、皇太后在这次立储之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和太皇太后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和矛盾？

由于记载这段历史的官修史书被改过来，改过去，以致于始终迷雾重重，并在北宋中后期政坛上，先后酿成了“宣训事”、“粉昆事”、“黄履疏”、“高士京书”等一系列的惨案和争议，最终也莫衷一是。

直到南宋高宗朝官修《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才最终定于一尊，形成最终的官方叙事，但官方叙事首先代表着某种政治正确，它只是官方想让你相信和接受的所谓“真相”，未必就是历史真相，借用时下网上的一句流行语，你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对此，即便是南宋最严肃的史学家李焘也不敢有所质疑，“按元丰末建储事，诸家异说，绍兴史官既别加考定，专取元祐旧文，固得真实矣”，按照这个逻辑，《四朝国史》中对“元丰末命”的记载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是由绍兴史官写的。

绍兴史官距离“元丰末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事件当事人大都死掉，文集之类的也没有保存下来，且相关原始档案屡经删改，为什么他们编写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呢？

在我看来，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来看，保存的唯一一份由当事人记录的原始官方档案《三月三日门下省时政记》，才值得讨论。

所谓时政记，是参与御前会议的三省、枢密院长官，也就是宰相和副宰相，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分别对于当日御前会议所做的会议纪要，一般由三省和枢密院分别整理，再汇总、编辑，但是，读《曾公遗录》，我们了解到，即使是《时政记》，也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门下省”，并未引起史家的注意和讨论，而当时的门下侍郎是章惇，而左相王珪兼门下侍郎，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录下另一条信息，“自此分宿本厅，右丞李清臣寓门下省。”

这里涉及到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旦皇帝病危，宰相和执政官们的入宫探视制度或惯例，以及值班制度，所谓“分宿本厅”就是值班制度的体现，也就是皇帝病危时，三省和枢密院长官，都不能再回家休息，必须留宿本部门值班，但这里提到一个异常细节，李清臣是尚书右丞，按照“分宿本厅”的惯例，李清臣应该宿于尚书省，但事实上，他留宿的是“门下省”。

这一细节有什么深意吗？

李焘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似乎并未特别留意晁补之撰写的《资政殿大学士李公（清臣）行状》，也就是另一当事人李清臣行状，学术界也很少讨论，在《行状》中，记录了另一版本，李清臣先与门下侍郎章惇商议，立哲宗，再由章惇逼左相王珪表态，不过，由李清臣本人撰写的《王文恭珪神道碑》，却又只字未提。

但是，徽宗即位之际，章惇对徽宗即位表示不满，结果，章惇被徽宗贬死，李清臣也因为参与废元符皇后被贬，结果，蔡京掌权，并主持了《神宗实录》的编写工作，于是，蔡京彻底抹杀了章惇、李清臣在“元丰末命”中的贡献，却将功劳全部转嫁给了族兄蔡确，最终，徽宗追封蔡确为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和《李清臣行状》中叙事不同，由蔡京修订的《神宗实录》（旧录）中，是蔡确先决定立哲宗，再联系章惇，一起逼王珪表态，而蔡京也参与其中。

《神宗实录》（旧录）强调蔡确的“定策之功”，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据杨小敏在《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一书考证，蔡京与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中的蔡襄同一高祖，而蔡襄和蔡确同一祖父，因此，蔡襄、蔡确都是蔡京族兄；第二，徽宗政和年间，王珪女婿郑居中崛起，蔡京于是转而支持蔡确之子蔡懋主张蔡确“定策之功”，并诬毁王珪，以此来阻击王珪的女婿郑居中。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神宗实录》（旧录）主张蔡确的“定策之功”，也就是在“元丰末命”中，立哲宗为皇太子，蔡确为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