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躬：西汉的法律专家

史书上讲郭躬“家世衣冠”，如果属实的话，最大的可能，郭躬是西汉成安侯郭忠的后代，但是史书并无此记载，况且颍川成安县与颍川阳翟县不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可能性不大。

郭躬的父亲，是寇循任颍川太守时的手下，从他开始，家里世代研习《小杜律》。西汉时，杜周、杜延年父子都是法律专家，断案严谨，杜周称大杜，杜延年称小杜，杜延年的案例集就是《小杜律》。

史书中讲了郭躬判的三个案例，结论是他断案宽容、慎重、公平，对其评价比较高。因为第一个案子涉及汉朝的法律规定，现代人不熟悉，只回头看其中另两个案例，分析一下郭躬的断案水平和个人品行。

案例一：兄弟俩共同杀了一个人，无法分清责任，请示到汉明帝。汉明帝确定：处决不能训导弟弟的哥哥、免除弟弟死刑。中常侍孙章去宣读诏书时，读成了哥俩都处死。尚书报告皇帝，说孙章矫诏，应当判腰斩。

事情就是这么个情况，并不复杂。

皇帝接到尚书的反映，征求法律专家郭躬的意见。郭躬说不至于腰斩，罚钱即可。皇帝不理解，说他矫诏杀人，这么大事怎能罚款了事呢？郭躬说，法律中有故意和过失不同的规定，孙章是过失，处罚应该轻。

汉明帝又说：“这孙章和犯人是一个县的，我怀疑他是故意而为。”郭躬又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现在是清平世界，法治社会，君子不能随便怀疑人，不可以歪曲理解刑法。

经过郭躬的司法解释，孙章被罚款了事。史书评价郭躬懂法且为人宽容。这件事之后不久，“迁躬廷尉正，坐法免”。就是说，郭躬升迁为廷尉正监，后来因为法律问题受到处分，被免职。再之后，郭躬连续三次升迁，公元86年，成为廷尉。以上就是史书的记载。

普一下法，按照汉朝的法律规定：矫诏，危害大的，腰斩；一般地，杀头；未产生危害的，罚金。此外，说一下东汉诏书的出炉过程。东汉时期诏令分一般和特殊两种情况。

一般诏书由尚书起草，系尚书郎“代王言”制度。特殊情况下也有皇帝自作诏令的现象。一般诏书由尚书郎起草后，尚书令修改，再经尚书令、尚书仆射联合审查、校读，然后才能递呈皇帝审核批准，之后再由尚书官重写一份，由尚书令封印后才能发出。大部分诏书都用规规矩矩的隶书字体，容易辨认，汉代虽说也有草书，但正式文件中不能用。

总之诏书的起草、颁布、下达、回复、执行都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想要造假或夹带比较困难，即便有人为舞弊也容易事后发现。按说这种数量极大的公文是不需要派人宣读的，按公文流程传递即可，更不必派大宦官去宣读。

那么孙章去宣读的圣旨，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特殊情况下、由皇帝亲自制作的诏书。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杀人犯，由一国皇帝亲自写诏书，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所以这封诏书，到底是尚书们写的，还是皇帝亲自写的，说不清。史书没说那么细，咱也没办法。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诏令执行完成后，也得要到尚书那里办理存档，这也是尚书能知道事情所有过程的原因。

依据这件事，如果说郭躬宽容，执法公允，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他是个玩弄法律的小人，也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看案件本身。

此案的第一个核心，要定性孙章是不是矫诏。

如果是，才有腰斩或罚金，如果不是，连罚金都不应该。郭躬要罚钱，前提必是孙章读错了，犯了矫诏之罪，否则，连罚款都不需要。如此孙章矫诏罪名成立，只不过郭躬认为他是过失所为。

第二个核心，弟弟是否被杀，即是否产生危害性后果。尚书提出孙章矫诏后，认为孙章应该被腰斩，这说明很可能弟弟已死，因为错杀人已经产生了“大害”。

否则，弟弟未死，则是“无害”，尚书对未产生危害的矫诏，提请加大惩罚孙章的力度，那就是尚书不懂法或知法犯法了。况且汉明帝也说了孙章“矫诏杀人”的话，说明弟弟被杀的可能性极大。

核心之三：孙章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个事谁说了也不算，应该看读错的可能性和概率有多大。

杀一人还是俩人这么大的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读错，一试便知。分析一下。

第一，孙章是中常侍，是宦官里级别最高的人，明帝时秩级千石。千石的级别相当于管理万户的县令。

像孙章这样级别的宦官，连诏书上的隶书体都能读错，可能吗？况且犯人是他同乡，如何能不关注？以前没错过，在关注的情况下偏偏读错，谁能相信？

第二，郭躬怎么知道孙章是过失而不是故意？一上来就定性，他又依据什么呢？郭躬之所以那么武断，只有一个原因，孙章是皇帝身边的亲信，郭躬是故意为孙章开脱，取悦汉明帝。

第三，皇帝不踏实，担心有人说他护短，如此郭躬才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是《诗经》里的话，意思是周朝从镐京到洛邑有一条直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这句话没有宽容的意思，只是比喻世道清明。

这句话和案子没任何关系，之所以引用，就是给皇帝打气：现在是皇帝您说了算，在乎那些闲言碎语干什么？所谓“君子不逆诈”，出自《论语》，郭躬用这句话，目的是故作高深来唬人。

如果不能用结果怀疑动机，为什么法律还要规定故意和过失有所区别呢？“君王法天”这句话的意思，还是鼓励皇帝：你是天子，怕什么；而“刑不可委曲生意”的意思，就是告诉皇帝，有我这个专业人士在，谁胡言乱语，那就是曲解法条。

结论：孙章故意读错圣旨，借机多杀了同乡一人；郭躬给孙章开脱，取悦汉明帝；后世史学家把包庇孙章的责任一部分推到郭躬身上，为汉明帝开脱。

这就是东汉的现实，这就是法律大师的做派。郭躬分明就是个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小人，不去做调查研究，专拣领导爱听的话说，外带着恐吓和装相。

别人谁还敢说什么？汉明帝聪明归聪明，心胸不大也是事实，当年因为楚王刘英的案子牵连了上万人，杀了上千人，那个作风，想起来都让人害怕。因为解决了皇帝的难题，所以，郭躬升职为廷尉正。

廷尉的下级是级别千石的廷尉正和廷尉左监，再往下是六百石的廷尉左平，再下是廷尉史。

可是，郭躬如此的不以法律为准绳，怎么能不犯错且被人盯上？所以很快，他因出错被免职。

但是因为皇帝喜欢他，所以他很快复起，连续三次升迁，从左平，到左监，在公元86年，做到了九卿之一的廷尉。

这就是郭躬的升官史。如果没给皇帝立下特殊功劳，如何能提拔如此迅速？

一个例子不能证明郭躬是怎样的人，看下一个案例。

案例二：公元87年，汉明帝大赦天下，规定：把4月某日在押的死刑犯赦免，发配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戍边。

这道圣旨里，没提及逃亡在外的一万多死刑犯，以及4月某日以后抓回来的死刑犯怎么办。

这个时候郭躬又上奏皇帝，请求把4月某日后抓回来的也一并赦免，理由有两条：第一，显得宽大；第二，有利于戍边。

结果皇帝同意，郭躬由此更得到一个宽容的美名。这件事情，如果由“三公”提出来，没什么问题；皇帝同意，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郭躬提出来，就是问题。

因为他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以法律为准绳是他的职责。以国家或皇权利益最大化，那是皇帝的准则，所以郭躬越位了。

越了法律的位，是郭躬第一个问题，他把本该他反对的事情，做成他主动要求的事情，就是在哗众取宠。

第二个问题，肇事和肇事逃逸，是两个性质有所不同、处罚也应有所不同的罪行，从法律的角度一样处理，公平何在？这不是鼓励大家逃逸吗?因为逃逸造成官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等抓捕的成本，又如何算呢？所以，郭躬表面上看似宽厚，其实是他法律意识淡薄，博得皇帝欢心升官发财，才是他的根本目的。

有这两个例子，能说郭躬肯定是好人吗？他应该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人。郭家其他人也没必要细说了，这样的品行，当时能不当官吗？郭家自郭躬以后，子孙后代做到“三公”的有1人，廷尉的有7人，封侯的有3人，担任刺史、侍中、中郎将的有20余人，做御史、正、监、平的就更多了。以上这段话，是《后汉书》的原话。他侄子郭镇封侯食邑2000户。

想想看，东汉有多代外戚专权，有多次宦官上位，轮番血洗，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政治越来越腐败，制度缺乏连续性，可他家竟能长期把持廷尉系统，如果郭家公正公平，能做到吗？

莫非他们也像张纯一样厚道?如果法律工作者也像张纯一样厚道的话，那东汉的法律还能有多大作用？

无论怎么说，郭家可以列人豪族。

东汉尾声的郭嘉和郭图，也是颍川阳翟人，是不是郭躬本家，史书上未明确，感觉上应该有些关系。

不过他们的职业已经不是司法，而是谋士了。

汝南袁绍家族

汝南袁氏起家于袁安。袁安出名的原因，被后世总结为一个成语，叫“袁安卧雪”。“袁安卧雪”的故事，有很多版本，胡说的非常多。成语典故出自晋朝周斐所著的《汝南先贤传》。

说的是洛阳县令在暴雪之后考察灾情，一路看见家家都在除雪，还有讨饭的人，可到袁安家门口却发现没人除雪，以为这家人死了，就命人除雪进屋，发现袁安快冻僵了。

县令问他，为何宁可挨冻受饿，也不去求助？袁安回答，大雪天大家都挨饿，不想去麻烦别人。县令认为他是贤人，推举他做了孝廉。

这个正版故事非常不合逻辑，有三个疑点。其一，汝南郡汝阳县人袁安，跑到洛阳干什么去了？其二，为什么宁可冻死也不去求助？雪天和挨饿有什么关系?躺着等死和孝廉有什么关系?其三，洛阳县令有权推举汝南人为孝廉吗？

《后汉书》没引用这个故事，可能范晔并不相信。《后汉书》说袁安本来是小吏，后来被推举为孝廉。

这已经和很多书上讲的，袁安从孝廉起步不同。从汉朝制度而言，孝廉是20万人口的郡一个名额，人口20万以上的两个（后改为每20万人口1个），如果洛阳县令把指标给了汝南郡，那洛阳人少一个指标能愿意吗？

从种暠被推举为孝廉的例子可知，太守想按自己的意愿推举符合标准的孝廉很难，因为6个名额中有5个都有贵戚点名要求他落实。

如果可以异地推举，那贵戚们还麻烦当地政府官员干什么呢？直接指定不就可以了?刘秀曾听说班彪很有才华，招他进宫相见，之后让司隶校尉推举班彪为孝廉，再做县令。

看看，刘秀要让班彪为孝廉，也要其籍贯扶风所在地的行政首长司隶校尉推荐，而不能异地推荐或皇帝直接推荐。所以，洛阳县令根本没资格推荐汝南人袁安为孝廉。

从县令考察人才的角度，看见一个人快冻死了，只因不肯求助就推举为孝廉，太荒唐了吧！

那些饿死的、冻死的，岂不全是以牺牲生命证明自己更符合孝廉标准了吗？审核的人员怎么能认可通过?所以袁安起步必另有隐情。

中国古代的故事，忽悠的成分太多，真要信了，还不如不知道那些恶心的故事。

在无法求证的情况下，大胆猜测如下：袁安在家乡汝阳县当功曹，干得不爽，得罪了一些人，没办法就到首都洛阳找关系。

他怎么得罪人的，《后汉书》倒是有记载。说有一次他出差到上级单位那里汇报工作，上级单位领导有个办事员，求他捎一封信给汝阳县令。

这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可袁安却说：“如果是公事，你找驿站；如果是私事，我不干。”这种格色性格，你说在官场能吃得开吗？所以，袁安性格上不随和，不能容于当地官场，是袁安当时的现实问题。

为了摆脱这一困局，他要找门路。那么他到洛阳找谁呢？他要找皇帝刘秀或者刘庄。凭什么呢？第一，他爷爷袁良曾是太学学生，虽说和刘秀专业不同，一个是《易经》，另一个是《尚书》，但毕竟是校友，有交集也说不定。

第二，袁良当过兖州成武县县令，刘秀的父亲刘钦当过兖州兰考县县令，两地距离一百多公里，不算远，很可能认识。

第三，刘钦当过汝南郡项城县令，袁安家在汝南郡汝阳县，也有可能存在交集。

第四，刘、刘秀起兵的南阳，离汝南也不远，在战争中刘家与袁家有过短暂交集，也不是没可能。

第五，东汉建立前后，汝南也是诸刘混战的战场，云台28将之一的盖延打刘永、吴汉打苏茂、刘秀的族侄刘信杀刘望等，都是在汝南展开，作为汝南的袁家，与刘秀的这些手下有交往，也未可知。

第六，袁安自己也有些才华，毕竟随家长学了多年的《孟氏易》，自我推荐也正常。如此，袁安给有关部门写了信，希望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和提拔。在等待的过程中，并不富裕的袁安在洛阳租了房子，一等就是很长时间。

平时除了偶尔打听一下情况，袁安无事可做，回老家又觉得丢人，回去了又怕宫里来人找他，丧失了机会，只能干等。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袁安越来越绝望，带来的钱也越来越少。秋去冬来，一场大雪连续下了多日，穷困潦倒、举目无亲、心灰意懒、缺乏生存能力的袁安，眼看就要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刘秀自从当了皇帝，找他来求官的人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那些求荐信，就让有关部门去处理。

有关部门在堆积如山的竹简中，看到袁安的自荐信时，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看着写得像真事，就转发给洛阳县令，要其去考察一下这个叫袁安的小子。

汝南毕竟离帝乡南阳不远，又和皇帝的亲爷和亲爹貌似有些关系，县令不敢怠慢，以考察灾情为名，踏雪去寻访袁安，这才有了“袁安卧雪”这一场景。一聊之下，袁安把他从爷爷或者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爷爷和刘钦、刘秀交往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县令看袁安虽穷困潦倒，但谈吐不凡，思路清晰，内心产生了几分认可，回去后据实上报。

无论是刘秀还是刘庄，都不一定清楚刘钦、刘演的一些经历，在开国不久人才短缺的情况下，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办法，况且袁安也有功曹的经历，于是就命令有关部门增发一个孝廉的名额，点名给来洛阳游学的袁安。

为什么是孝廉，而不是贤良方正或别的？是袁安的自荐信里，可能有很多对爷爷和父亲孝顺的表达。如此，袁安正式走上了仕途。先做徐州下属一个小县的县长，后做县令，做得还不错。史书记载：老百姓对他又敬又怕。

推测结束。

公元70年，楚王刘英谋反事件闹得不可收拾，机遇使袁安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这个事倒是值得说一说。

楚王刘英是刘秀不待见的一个小老婆许美人生的儿子，和刘发相似，子以母贱，刘秀把刘英封到了贫穷的彭城（今江苏徐州）。

因为西汉发生过七王之乱，又发生过刘玄和刘演兄弟相残，东汉特别注重防止藩王谋反，对藩王控制比较严格。

即便如此，据说内心不满封地贫穷的刘英，借着推广佛教的名义，密做图谶，聚集奸滑，私设官职，分封职位，有谋反的迹象。

此事被刘英的门客颜广举报到了汉明帝那里。

汉明帝派人调查，搜到了一份列有当时很多重量级官员的名单。你刘英不好好念经，弄这份名单干什么？汉明帝想不通，认为这就是刘英图谋不轨的证据，于是任用颜广负责查办此案。

让举报人来搜集刘英的证据，摆明了是要整刘英，汉明帝实在是没安好心。颜广更是个狠角色，严刑拷打，牵连无数。

刘英自杀，太尉虞延自杀，两个太守被杀，开国功臣盖延、王常、耿纯、马武、王梁、刘植的后代受到牵连，封爵被废除。

其实刘英和名单里的多数人根本没什么交往，开国功臣的后代，也是刘英的门客被滥用刑罚后胡乱咬出来的，根本就不认识。

如此造成了冤案的扩大化，上万人被杀被抓。汉明帝个性有偏狭暴躁的一面，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此，怕承担责任的各级官员更是怎么狠怎么来，楚王案越牵越广，人人自危，迟迟结不了案。

“三公”既想结案又怕皇帝怀疑自己，就推荐时任兖州任城县令、据说和皇帝有些关系的袁安，来负责办理此案。表面上推荐的理由是袁安善于断大案，其实是让人缘不好的袁安去触霉头。

袁安上任楚郡太守后，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迅速平反冤假错案，释放了四百多户所谓的罪犯，报汉明帝后结案。袁安这一行为，为他的未来和子孙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从这件事中看出积德的重要性。那些挟私报复、恶意举报、小题大做、欲加之罪的酷吏，最后下场凄惨甚至祸延子孙，实在是不足以效法。

此案办好以后，袁安被提拔为河南尹，相当于首都所在地的一把手，如此登上了袁家风生水起的快车。

袁家六代人里，像袁安这样做事较真儿、实事求是、敢于同皇帝讲理的官员不乏其人，终身不为官的隐士也有好几个，整体看属于有气节的士大夫。但是助纣为虐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和梁冀是铁哥们的袁四代袁成、宦官袁赦等人。

袁三代袁汤，因支持立汉桓帝有功，封侯，食邑500户。袁四代袁逢，被刚即位的汉灵帝加封500户。

1000户的食邑不算什么，袁家有钱，不靠食邑。汝南袁氏家族，从袁安到袁隗，四代坐到“三公”位置的，有5个，分别是第一代袁安，做了6年；第二代袁敞，做了1年多；第三代袁汤，司空、司徒、太尉连续做了7年；第四代袁逢做了半年司空，袁隗做7年司徒。

官做得最大的是袁隗，灵帝死后做了太傅录尚书事，相当于丞相。东汉末年六大景观之一的袁隗嫁女，体现了袁家的富裕。整个过程极尽风光奢华，光送亲的车辆就上千，把道路全都盖住了，挤得水泄不通。

无论怎么说，适应了社会的袁家，长期辈辈出高官，经手帮助和提拔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门生故吏很多，财富也绝少不了。不过袁家并不张扬，总是一副积极工作、任劳任怨、稳稳当当、规矩谨慎的样子。

袁家明明是四世五公，为什么只说四世三公呢？因为三公作为专有名词而使用，不管你家出了多少个三公级别的高官，都称“三公”。

完整的说法是四世五个三公，这比杨家四世四个三公还牛。袁家不只出三公，还出了好些个二千石的大官。

老几辈的不说了，董卓进京前，第五代袁绍这一辈里，有记载的就有9人，其中袁绍是司隶校尉，袁术是虎贲中郎将，袁遗是太守，袁忠是国相，袁基是九卿之一的太仆，都是大官。

东汉朝廷里还有一个叫袁滂的，公元178一公元179年做过一年多的司徒。袁滂和袁安是同一个爷爷。

袁滂家族称为陈郡袁氏，陈郡曾是袁良的老家。这个家族在东汉不算厉害，但从曹魏时期袁滂的儿子袁涣开始，连续十三代辈辈出高官。陈郡袁氏老家是现在的河南省驻马店市太康县。

陈郡和汝南，与曹操的老家安徽亳州、袁世凯的老家河南项城距离都很近，大体在河南省南部与安徽省北部交界处。

汝南袁氏家族能经久不衰，来自肯读书和会做官。袁家世代研究《孟氏易》，感觉很有学问的样子。

其实就是易经。西汉的易学博士田王孙有三个弟子，施仇、孟喜、梁丘贺，这三个人学成后都创立了自己的易经学派，孟喜创立的就叫孟氏易。

易经是不是一门学问，可以去读熊逸所著的《周易江湖》一书。这类研究算命、人为定义大自然与人类生活关系的书籍，到底有多少科学的成分，存疑。

从袁家五代18个二千石以上高官、经济实力异常雄厚的角度，从袁绍、袁术拯救党人、阴谋刺杀皇帝而没事的角度，袁家毫无疑问是豪族。

最后说一说第六大豪族，曹操家族

曹操家族的开路人，是宦官曹腾。《三国志》一书说曹腾是曹参的后人，2012年被复旦大学证实，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曹腾在世的时候，很可能是打着曹参后代的旗号，这种事并不稀奇。

东汉的宦官和明清时期的太监不太一样，东汉的宦官，很多是家里相当富裕，而且也相当有文化，不都是赌徒魏忠贤和小商人李莲英那个背景。

比如大宦官中常侍曹节（与曹操家族无明确关系）家族，就是“世吏二千石”。

曹腾出生于公元100年，去世于公元159年，他和梁冀是同一年死的，在宫中工作了30多年，从没犯过什么错。

曹腾起步，缘于汉顺帝当太子时，他就伺候着，受到汉顺帝的信任；曹腾发达，缘于他力挺梁冀，立了汉桓帝，因定册之功，被封为费亭侯，食邑多少户史书未记载。

曹腾的最高职位是大长秋，主要是负责内宫事务，跟随服侍皇后、太后。东汉太后掌权的时间较长，所以曹腾的影响力比较大。

曹腾这人表面给人感觉很厚道，做事也不小气，他推荐过一些名士，比如张奂、张温等人，做过一些好事。

汉桓帝即位是在公元146年，从那年开始，他和梁冀绑在了一块儿，于是家族势力膨胀。

曹腾的养子曹嵩曾拿出1亿钱，买了个虚职太尉，如此说明其家族非常富有。曹嵩的官职是大鸿胪，是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王侯进京接待，以及祭祀等的官职，这个职位油水并不大，之所以富有，可能还是食邑和其养父的本事。

曹嵩在曹操起兵后被陶谦的手下杀害，系谋财害命，这也证明了曹家相当有钱。

由于宦官出身的关系，曹操家族的名声不太好。曹嵩买太尉、曹操20岁做洛阳北部尉，都是花钱买的，如此他有受家族不良恩惠的嫌疑。

但是，因为汉灵帝时买官是合法的，除了支持梁冀立桓帝，曹腾并没有做什么恶事，所以这一条可以忽略。

曹操后来自己打出来一个汉丞相，平定北方，这一条就足够弥补名声不好的缺憾。

曹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曹洪、曹仁、曹休、曹纯都是名将，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时，曹洪、曹仁带领家族两千余人跟随曹操。

三人同时当大官，三代出高官也符合；曹操半大孩子时调皮捣蛋没人敢管，刚当官就打死大宦官蹇硕的叔叔也能安然无恙，如此，他的家族符合豪族一切条件，货真价实的豪族。

有人可能会问，司马懿家族这时都干啥呢？他们是不是豪族?司马懿家多代为二千石官员，只是因为财富数额不够，所以东汉时尚未进入豪族之列。

东汉中后期类似于司马家情况的家族不少，已经非常接近豪族，比如皇甫嵩家族、司马师的老婆山东泰山羊家等。

羊家的代表人物是羊续，灵帝时官至太尉，中国有个成语叫“羊续悬鱼”，说的就是羊续。他们很接近豪族，所以才说东汉培育了魏晋时期的门阀。

东汉六大豪族，孔家体现的是名声的力量，张纲家体现的是智慧的力量，张纯家体现的是厚道的力量，桓荣家体现的是知识的力量，郭躬家依靠的是法律的力量。

后起之秀袁家和曹家，在复杂的环境中靠广结人脉，不得罪人，一步步壮大了实力，走进了东汉的权力核心和历史舞台。

400年后，孔家后代名人依然不计其数，唐朝还出了三个状元，直到今天仍人才辈出；张良后代名人有唐朝宰相张九龄；袁安后代名人有唐朝宰相袁恕己；桓荣后代名人有唐朝宰相桓彦范；阳翟郭氏在唐朝出了郭孝恪，曾献捉拿窦建德之策，被封上柱国；曹操后代名人有唐朝的卫将军曹霸。

这才是真正的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