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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皇后的命运:从甄夫人的悲剧看古代宫廷女性的地位

类别:人文 发布时间:2024-03-01 21:07:00 来源:戏说三国

许是念及着冤死的母亲,魏明帝曹叡在其父曹丕驾崩后,并没有为他送葬。被吓出一身冷汗的群臣无奈,只好对外宣称:“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

这场闹剧虽然暂时被蒙上了一层遮羞布,但到了曹魏末年,曹叡的“不孝”行径竟再度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传言说:曹叡逼杀了自己的嫡母郭后(即郭女王)。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援引鱼豢《魏略》、习凿齿《汉晋春秋》便持这种观点。

其实,不论是捕风捉影,亦或者确有其事,这些说法的立论前提都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曹叡的生母——甄夫人。因她不同寻常的死亡,留给后人无限遐想。曹丕为何要赐死甄后?这应当是厘清这些纷扰的关键性问题。

因爱登后:躺赢的郭女王

坊间传闻,甄夫人与曹植似有难以言明的关系。在一些好事者看来,曹植《洛神赋》中的神女“洛神”,正是以甄夫人为原型的。

后人的无端臆想,显然只能提供一条错误方向。史传中的甄夫人非但没有红杏出墙,反而有两个备受时人称颂的优点,其一是“孝”,其二曰“贤”。“孝妇”出自卞夫人之口,可以说是婆婆对儿媳妇的高度肯定。

至于“贤”,也有不少事迹能证明。如,甄夫人在成为曹丕的妻子后,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下劝说曹丕多纳妾:“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当自己的竞争对手——任氏将被曹丕遣走时,甄氏还多次为她求情,俨然一副“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的大妇形象。

在古代社会,如此大度的作为足以令甄夫人贤名远播,以致她所在的家族——中山无极甄氏,都成为了香饽饽。曹操、曹叡为自己夭折的爱子(曹冲)、爱女(曹淑)配冥婚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甄氏。

蹊跷的地方就在这里。据《三国志》卷5《后妃传》记载:“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这段记载有两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曹丕称帝后,并没有立妻子甄夫人为皇后,甄后之名系曹叡践祚后追封(文昭甄皇后)。

其次,一向以贤德著称的甄夫人,竟成了一个“妒妇”;而曹丕也仅仅是因为几句怨言,便命人赐死自己宠了多年的发妻。何其荒谬?

曹魏皇后的命运:从甄夫人的悲剧看古代宫廷女性的地位

联想到郭太后被逼杀的传言,史家司马光干脆在《资治通鉴》写道:“及(曹丕)即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

大抵是曹丕的表现太过突兀,司马光联想到甄郭二人之间的“矛盾”,令这桩宫闱谜案有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在现代流行的逻辑推理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的嫌疑就最大。司马光“超前”的想象力,与此不谋而合。

按照他的逻辑,曹丕之所以会赐死甄夫人,就是因为郭贵嫔的谗言。故甄氏死后,郭贵嫔也顺利上位,于黄初三年(222)被封为后,成了曹魏政权第一位皇后。

为此,曹丕还得罪了一众大臣。中郎栈潜上疏曰: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纣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

栈潜的分量并不高,但他在《谏立郭后疏》中的这番话,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正如他开头所说,王后的位置很重要,帝王治理天下,需要一个优秀的贤内助。选择了对的人,就会像黄帝、虞舜那样流芳百世,反之则如夏桀、商纣王这般,国破人亡。那么,哪种人才是对的人呢?

栈潜代表大家给出了答案:“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非世家女不得居后位,是时人的共识。

如今,曹丕曹丕反其道而行之,要立孤女出身的郭女王为后,自然有不少人感到忧心。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孙盛,还将此事视作曹魏政权短祚的一个原因:“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

孙盛的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抓住了一个重点:曹氏三祖在选择皇后的人选时,都倾向于出身不好的女子。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曹丕的举动,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若是如栈潜所说,郭氏是“因爱登后”,那么曹丕赐死甄夫人,倒还能解释为“宠妾灭妻”,这也是司马光的观点。

但问题是,就在郭氏被立为皇后的前五天,曹丕专门下达了一份耐人寻味的诏书——《禁妇人与政诏》。

甲午诏书:魏文帝的革新

这份诏书见于《三国志》卷2《文帝纪》,又称《甲午诏书》。标题《禁妇人与政诏》系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时所拟。文帝诏曰: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日人下倉渉认为,从曹丕本纪的叙述看,《甲午诏书》的发布与其后的立郭后之举应该是相配套的政治行动。二者之间,到底有哪种逻辑关系呢?

不妨先看下曹丕颁布《甲午诏书》的用意。在这份简单利落的诏书中,曹丕开宗明义地宣称,妇人干政实为祸乱之根源。不用他过多强调,群臣也能立即明白,这说的是两汉四百年来太后干政的现象。

从西汉初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到汉武帝初期的太皇太后窦氏,无不威凌皇权、盖压朝堂。及至东汉,皇帝屡屡早夭,太后的政治地位愈发突出,窦、邓、阎、梁、何……历任太后接连秉政,一个又一个外戚家族走上台前。

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干政的例子近在眼前。他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不仅加剧了朝堂上的矛盾,还间接掀起了乱世序幕。对此,曹丕不可能不警醒。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外戚是皇帝侧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皇帝本人。他们与皇帝有血缘关系,且是异姓,无法名正言顺地篡夺皇权,故而颇受皇帝信重。

于是,外戚得以走出内廷,堂而皇之地站在外朝大殿上,与衮衮主公共议天下大事。若皇帝年幼,外戚便有辅政之责,得以进一步地干预朝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曹丕这道《甲午诏书》主要针对的就是对汉代以来太后临朝与外戚秉政的现象(参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太后无法临朝,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外戚干政也不再合法;否则,便是有违祖制,天下将共诛之。要之,曹丕通过下达诏令,赋予其法令意义,使其成为一项“永为后式”的革新制度。

《甲午诏书》的颁布,正是曹丕对两汉旧制的革新,通过新诏书的颁布,达到限制外戚权力的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同时还要求:外戚“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这令人想到陈群的发言:

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

黄初中,曹丕心血来潮,打算追封卞太后的父母。他的心腹陈群站出来反对,理由很耐人寻味。曹丕之所以追封卞太后的父母,是想要抬高其地位,以体现出其母的尊贵。

但陈群却指出,“妇因夫爵”,即卞太后的尊贵应该依托于先王曹操,而不是用授爵于外戚、尊崇后族的方式。自古以来,“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秦时已违,汉承秦制,亦违背了这个道理。

曹丕既然要革新汉家旧制,自然不能给外戚封爵。外戚没了爵位,他们行使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又会被进一步削弱。是以,曹丕很给出了肯定答复:

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

抑制、打压外戚,防止他们干政,这不仅是曹丕的主张,亦是以陈群为代表的汉魏儒学士人的想法。学者徐冲指出,这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士人对于“汉代式”外戚权力的否定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曹魏皇后的命运:从甄夫人的悲剧看古代宫廷女性的地位

不仅如此,以往多由外戚充任的内廷官,在曹魏一朝,也逐渐被儒学士人所把持,“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有个叫孟康的人,因为是郭女王亲戚的缘故,也被拜为散常骑侍,结果却遭到众人排挤,“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在此情形之下,甄夫人与郭女王的优缺点一目了然。

自好立贱:甄夫人的劣势

如前所述,郭女王封后与曹丕颁布《甲午诏书》是配套的政治行为。足见郭女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并非是“因爱登后”,而是出于曹丕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考量。

郭女王出身卑微,栈潜上疏反对时,直言曹丕此举“使贱人暴贵”。但他却忽略了,卞夫人也是倡家女出身。更加巧合的是,曹叡的两位皇后:毛皇后与郭皇后出身也都不高。

曹操、曹丕、曹叡,连续三代人,在立后时都倾向于家世不好的女子。

曹叡的元配夫人虞氏在被废之前,还口出怨言道:“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虞氏与孙盛都认为曹氏祖孙“立贱”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只是他们没注意到,恰恰是因为这几位皇后的出身卑微,外戚才难以干政。终曹魏一朝,不见太后临朝,亦没有外戚秉政。

曹丕立郭女王为后,当然是因为喜欢并欣赏她的能力,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郭氏本一孤女,背后没有宗族势力。反观颇有贤名的甄氏,却出生在“世吏两千石”的无极甄氏。

尽管汉魏易鼎之际,甄氏一门不显;可前者之鉴(如何进在短时间内就从屠夫成了大将军)近在眼前,令曹丕不得不加以防范。

曹魏皇后的命运:从甄夫人的悲剧看古代宫廷女性的地位

郭女王也好,甄夫人也好

都是曹丕的工具

《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末传》记载:

“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丕射鹿,“去母留子”,与他杀甄氏而立曹叡颇为相似。“鹿”字,古有王权隐喻之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自此开启了秦末群雄“逐鹿中原”这段历史。曹丕射杀母鹿而留鹿子,明帝悲恸不已,其泣非为母鹿,实为生母甄夫人也。

也许,如司马光所猜测的那样,甄夫人与郭女王的确有过矛盾。二人一个是旧宠,一个是新欢,即便甄夫人再大度,郭女王再懂分寸,她们也容易被裹挟前行。且二人就算有矛盾,那也再正常不过。

但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曹丕欲逼杀甄氏,总要有一个合理的借口。纵使郭女王不愿,甄夫人也容得下她,她们也终将成为敌人,进而被曹丕的“偏心”一锤定音。一人香消玉殒,一人荣升皇后。

滚滚的历史洪流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曹丕欲改革旧制,遏制外戚势力,这是“永为后式”的大计。区区两个后宫中的女子,又岂能改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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