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是棵树，他用一生守护它”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来说，1978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这一年，一篇题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引起高教界热烈反响的同时，也让作者潘懋元的名字被很多人所熟知。

多年后的今天，经历了40多年成长历程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枝繁叶茂，而刚刚辞世的潘懋元，早已成为了高教领域师生和研究者口中满是尊敬的“潘先生”。

“如果高等教育学是一棵树的话，先生用一生培育和守护了它。”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大连理工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解德渤说。

倡导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虽然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真正系统探究高等教育规律，并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建设的，无疑开始于以潘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教育学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如此评价。

潘懋元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并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而是将其纳入教育学的统一概念下。然而，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潘懋元却敏锐地意识到，高等教育有着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殊性。

“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具有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直接联系的专业性，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大学生作为青年人，其身心发展特征、社会经验等与中小学学生明显不同。因此，高等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不能将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则和理论简单移植到高教领域。

这也成为了潘懋元倡导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出发点。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潘懋元与同事们便筹划并组织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的开设与《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伴随改革开放的到来，他于1978 年重启相关研究工作。此时，他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无疑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1978年5月，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文章，同年11月，《光明日报》摘要刊登该文，随即在高教界引起热烈反响。

“这篇文章拉开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序幕，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原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告诉《中国科学报》。

创建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是有系统、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依据。为此，潘懋元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杨德广看来，这首先体现在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

“我有幸参加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杨德广回忆说，这项工作从开始时就遇到了阻力，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完全可以由教育学所替代，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学科。对此，潘懋元直言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比普通教育更复杂，也不是普通教育一般原理能直接解决的。

为此，他还列举了当时高校面临的十大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社会结构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等，并指出这些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提高后必然要产生的，必须通过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探索和解决。

“《高等教育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为学科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杨德广说。

在学科理论研究全面展开的同时，在潘懋元的推动下，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于1978年在厦门大学建立，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1983年在北京成立。同年，高等教育学首次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被纳入学科专业目录。

从此，高等教育学科在我国正式诞生。

弥补“逻辑起点”遗憾

如果说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是种下了一棵树苗，要想让树苗健康成长，除了浇水施肥，还要防止它“长歪”。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按规律办事”的重要性，高教学科也不例外。然而，作为新兴学科，对于高等教育该遵循什么规律，人们却并不清楚。

对此，潘懋元进行了深入思考。1980年，他提出了至今都在深刻影响高教学科发展的“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并在此后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表述上的修正。

在这些论著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被简略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则一般表述为“教育必须全面地协调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使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提出，对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厦门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董立平说。

他解释说，潘懋元主张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化的学科理论体系，但要做到这点，通常需要有形式简单、提纲挈领的基本规约或基本思想。

“在学科建立之初，理论界曾就其‘逻辑起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论争，但未达成共识。”董立平说，教育基本规律的提出，则在事实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无论是对潘先生本人还是对其他研究者，也无论对当时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基本规律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与牵引作用。”

事实上，潘懋元后续研究的诸多议题，比如高等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文化传统及文化创新的关系等，几乎都建立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思想的基础上，属于其具体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思想是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别敦荣说。

该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学术层面。

据杨德广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调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期间，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学校办学十分困难，教师待遇不高。“我根据潘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外部规律，积极主张学校要在为社会服务中发展自己，要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在他的坚持下，上海师大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通过拓展中小幼教师培训市场，开发成人教育市场等一系列措施，使学校每年的教育产业收入达到两亿元。

“经过多年努力，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了，职工住房改善了，教师待遇提高了，队伍稳定了。”杨德广说。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并非没有遇到过争议乃至质疑。解德渤告诉《中国科学报》，该项理论自提出至今，先后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但每次潘懋元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坦诚面对质疑。“这些争议和讨论在客观上更促进了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传播与完善，而且随着该思想在研究与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其科学性也不断被证明。”

形成完整教育思想体系

在董立平看来，正是由于有了对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的把握和运用，潘懋元才能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做出诸多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理论成果。

“可以说，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先生思考与研究一切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论，也是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他说。

例如，潘懋元基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通过对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预估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高教发展的影响趋势；而他基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大学素质教育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决策。

“依然以‘大树’作比喻，教育的内外部规律就像是‘树干’，它每一次与实践的结合，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生长出一个新的‘分支’。”董立平说，而这些“分支”组合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在一篇文章中，别敦荣在宏观层面将潘懋元的教育思想总结为三个主要部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以及终身教育思想。

“这其中，中国道路思想体现了潘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立场，大众化思想体现了他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总体构思，终身教育思想则体现了他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长远预期。”别敦荣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思想并非完全由潘懋元首创，但在每个思想领域，他都会将相关思想与国内的高等教育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更明确的指导意义。

“以大众化思想为例。”别敦荣说，潘懋元将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要正确定位高校的层次、结构与指向，以全面适应大众化时代的高层次人才需要。

同时，在认真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精准透视高等教育发展可能的基础上，他也指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鼓励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等，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途径。

“此外，他还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核心则在于教育质量的多样化，即不同高校处于不同层次，拥有不同教育目标与社会适应面，自然也应具有不同的规格与质量标准。”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纵观近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基本都遵循了潘先生当时的判断与预测。”

“老而不老的不老松”

需要说明的是，潘懋元的教育思想并不仅限于上述内容。事实上，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大部分领域，并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潘先生最早提出高等教育要主动迎接高新技术的冲击，最早提出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商品经济的冲击，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要‘适度超前’，最早提出高等教育要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要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重视高等教育公平发展，要大力发展和保护精英教育，要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杨德广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上述很多思想是他在耄耋之年才提出的。

令西南财经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涛印象深刻的是，在交叉学科在2021年被列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时，潘懋元专门撰文，提出应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