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学堂：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转

废除科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颠覆性的、地动山摇的大事。

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1905年的废除科举，就不可能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参加科举考试，是一千多年来无数读书人的图谋进取之路，是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所以，“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也只是提出了“兴学校”，却没有提出“废科举”。

当时的新派人物，明面上反对的也只是“八股文”。

尤其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随着大清实际的主宰者慈禧的思想、言行的一些低姿态的变化（“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从军政大事，也不敢乱做主张了。”——唐德刚之《晚清七十年》），人们也就越来越敢说话了。

就在这一年，两广总督陶模首先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等强盛大清王朝的对策。

随后，山东巡抚袁世凯则建议，逐年减少科举的名额，用学堂的学生名额予以补充。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奏了“兴学育才”的四项主张：其一，分别设立文、武学堂；其二，酌情改变文科；其三，停止武科招考；其四，奖励劝导游学。这些主张均表示应该以学堂代替科举。

酝酿、争执多年后的1904年，大清朝廷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了。

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个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各省开始设立学堂。

由“科举”而“学堂”，变化虽然缓慢了些，但变化毕竟在发生。我国的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开始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清朝的统治者感受到了强烈的政治危机。

于是，原来主张逐年递减科举名额的大臣，也改变了观点，认为应该迅速废除科举。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立停科举。

他们在奏章中，陈述了废除科举开设学堂的急切需要：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行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

他们如此陈述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向世界各国显示新政改革的决心；二是，消弭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想；三是，使学堂成为新的进身之路。

他们的奏折还为大清朝廷拟定了废除科举以后，兴学善后的五项事宜：

尊经学；崇品行；宜速造就师范；学堂未毕业暂勿率取；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

这份出自封疆大吏的奏折，折射出废除科举、兴立学堂已是大势所趋。

不久，大清王朝颁布了诏令：“着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是要流血的。他意在揭示中国进行变革的困难程度。

废除科举，就是一场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这场革命没有“流血”。

废除科举，这场制度性的革命，之所以能比较平稳地推进，相对顺利地完成，主要在于统治阶级、士子学者等阶层有了充分的心理认知、社会共识。

举国上下，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以渐进改良的方式，终结了一大政治、文化情结。

中国的科举制从公元605年进士科的设置，到1905年的终结，整整经历了1300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它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当然，对士子学者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存在着的。

科举的废除，学堂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了专业化、现代化的运行轨道。

为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毅然而然地出现了。

至今，中国的大学教育已奋力前行了一百多年了。它强健的体魄中，既传承、熔铸着中华文明，又吸纳、借鉴着西方现代文明。

如今，中国的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中国的教育也在推陈出新地变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