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志里寻找乡愁

伍启林

20世纪80年代有首校园歌曲里唱道：“青青绿草布满山崖路边开野花，河水弯弯围绕着它就是我的家。风儿吹动花儿树枝天边挂彩霞，一片安详一片悠扬它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故乡，时间越久，思念越浓。乡愁是自己对旧时的记忆，是今天对昨天的回味。乡愁是一个文玩，时常在手中盘转；乡愁是一杯醇酒，时常在口中品味；乡愁是一篇名文，时常在心中诵读。

近些年，在盛世修志氛围影响下，贵州许多地方组织编印了不少的村志，用一册小书记录一个村寨的历史，反映村寨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展示社会百态。历史长河中的波澜，也会在村寨小溪里泛起涟漪。那些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在边远村寨里留下丝丝痕迹。从国史中，我们能阅读到历史发展的巨轮向前滚动；在村志里，我们能感觉到这种历史变化的具体、真实。

在村志里，我们见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安顺市西秀区《管元村志》记载，安顺在明代洪武年间建城，城南设有驿站，筑有城墙、城郭，城门叫“管驿门”。慢慢地在方言中转音成了“管元门”，再变成了管元村。今天的管元村，位于西秀区城区南面，早已变成了城中村、新大十字，外来人口已是原村民数量的好几倍。村里办起了农工商股份制企业、小商品批发市场，成了有名的小康村、新社区。

黔东南州凯里市《龙井村志》收录有“龙井村个体工商户录”“被高等院校录取学子名录”“参军服役人员名录”“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录”“60岁以上老人名录”，这些表格名录看似简单，却完整记录了龙井村在经济发展、教育、就业、民生等等方面的情况。

在村志里，我们找到了过去社会治理的痕迹。“款”这种黔东南民族地区村寨自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如何运作，在一些村志中就有所反映。锦屏县《魁胆村志》收录光绪二十六年“议款”而定的《十六甲禁约》，其中有“禁偷牛盗马、滥伐他人林木。违者，罚银十两入众聚款。”“禁犯火。焚毁他人房屋、林木者，赔偿损失。”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款约的名称、形式有所变化，但维护地方秩序、规范民众行为的宗旨一直未变。

魁胆村周边三江九寨1913年制定有《三江九寨团防总局治安条规》，其中规定“不准偷砍杉油桐茶等各木，违者罚钱十千文”“不准偷盗禾谷田鱼，违者罚钱十千文。”“不准盗取瓜果蔬菜，违者罚钱叁千叁百文。”这些款约条规，一是反映当地社会治理的情况，二是反映边远山村经济状况、百姓财产的特色。同时，一些诸如“父子送田契”“兄弟送山契”“分家文书”“过继文书”“退婚书”等，涉及房屋、山林、田地等财产的继承、处置，婚姻纠纷的处理，可以看到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以及管理方式。

在村志里，我们能看到特殊的历史轨迹。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是中央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特殊统治政策，任命少数民族头领管理地方，世袭官职。贵州历史上曾有大大小小土司几百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要想了解一下土司的历史，贵阳市开阳县《马头村志》可提供相关的内容。书中对水东宋氏土司总管府驻地马头寨地形地貌、营寨建筑设施、土司祠堂都有描述，让今天的人们见识了水东宋氏土司千百年来的历史，揭开“洪边十二马头”的神秘面纱。

凯里市《龙井村志》在“经济体制”节中有一张附表《1953年龙井村阶级情况表》，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文献，“雇农、贫农、富农、地主”这些具有年代印迹的特殊身份标签，是过去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龙井村志》里，一张“龙井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录”，记载了1966至1978年龙井村共接收知青73名，后来他们陆续通过招工、入伍、推荐上学等各种方式离开的情况。知青们在此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书中收录的知青房照片、知青证、合影、回忆录，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村志里，我们还能看到童年生活的乐趣。遵义市务川自治县《桃符村志》收录了不少当地的童谣，其中一首是“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打鞋底，婆婆起来舂糯米。糯米舂得喷喷香，打起锣鼓接姑娘。姑娘不吃油炒饭，要吃锅里滚瓜蛋。公一碗，婆一碗，幺儿媳妇添锅铲。”这首童谣朗朗上口，充满趣味，描述了农村的日常劳作生活状态。在逗孩子开心、教孩子说话过程中，传授了生活常识，启迪了孩子的思维，甚至还反映出每个家庭成员担负的责任、在家庭中的定位和地位。

乡愁，有时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过去环境的对比、反思。如今，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勾起回忆的恰恰是这一册小书。如凯里市龙井村知青返城后散枝省内外、国内外，几十年后的一篇回忆录、一部村志，让他们想起了当年的岁月，找到了曾经年轻青涩的自己，心中感慨万分。

一部村志，浓缩了岁月，刻绘了沧桑。真心感谢那些对地方文化有执着信念的有识之士、编纂者们为此出了力、尽了责，是他们的执着让村寨留下了一道历史痕迹，为我们留住了与故乡的关联，传承了乡村文脉，留存了乡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