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公到流放地：裴寂如何成为唐太宗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

唐贞观三年（629年）正月，李世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布了一道诏书，罢免了一个朝廷重臣的官职，并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还把他逐出长安，遣回了原籍。这个突然落马的高官，就是初唐名臣裴寂。

裴寂是大唐开国元勋、晋阳首义功臣，也是唐高祖李渊最宠信的心腹股肱。在唐朝开国后的整个武德年间，裴寂无疑是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人物。李世民即位之后，裴寂仍然位居三公，是朝中首屈一指的元老。这样一个位尊爵显的重量级人物，究竟犯了什么罪，居然一夜之间就被摘掉乌纱，赶回老家了呢？

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非官方的。

一

按照官方的解释，裴寂一案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在武德年间的长安，法雅这个和尚是相当拉风的。因为他不喜欢在庙里清修，而热衷于攀龙附凤，积极向上流社会靠拢，久而久之就博得了高祖李渊和前太子李建成的宠幸，拥有了自由出入禁宫的特权。这在当时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一大荣宠。

然而，好景不长，李世民一即位，就剥夺了法雅的这项特权。法雅愤愤不平，便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有关部门逮捕。

按理说，处置这么一个小人物，随便一个普通官员就能搞定，可朝廷却派了一位当朝大员来审理此案。这位大员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的心腹重臣、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要让堂堂兵部尚书、天子近臣来审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朝廷动用牛刀，自然有深意存焉。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杜如晦拿法雅一过堂，居然就扯上了裴寂。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过那些“妖言”，却没有及时上报。对此，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定了裴寂的罪。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分不靠谱的案子。因为单凭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过于草率，毕竟裴寂位列三公，虽然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而朝廷如此急于将其定罪并罢黜回籍，显然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一桩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典型的政治迫害。换言之，真正要搞裴寂的人，不是法雅，也不是杜如晦，而是杜如晦的大老板、天下最有权力的人——李世民。

其实，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裴寂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可明知如此，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去哀求李世民，希望能念在他劳苦功高的分上，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面对裴寂的苦苦哀求，李世民发出了一串冷笑，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按说你的功勋其实很平庸，凭什么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罢了。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朕念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又让你回家去守祖坟，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只能卷铺盖回老家了。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就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并且和他争宠，所以受到李渊猜忌，被栽了个谋反的罪名，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岂不是要比刘文静死得更难看？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而是全身而退，保住晚节，裴寂实在有理由感到庆幸。

似乎是为了证实裴寂心中所想，李世民将他逐出朝廷不久，便下诏为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追复其官爵，还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他的爵位，并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在这一抑一扬、一贬一尊之间，李世民的态度已昭然若揭。

二

然而，裴寂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又有一个江湖术士到处扬言，说“裴公有天分”。所谓天分，就是命中注定要当皇帝的意思。流言一起，裴寂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立刻命人将相关知情人灭口。

但是，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李世民耳中。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就凭这四大罪，李世民完全可以杀了裴寂，然而由于众多朝臣求情，李世民最后只把他流放到了偏僻荒凉的边瘴之地静州（今广西梧州）。不久，时年60岁的裴寂便一病而亡。

对此，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李世民在报复。理由很简单：早在李渊集团打天下的时候，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被裴寂排挤，最后惨遭诛杀；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所有这一切，显然都可能是裴寂遭到打击报复的理由。

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一党成员和其他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贞观三年却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报复”二字所能概括的，或者说基本与报复无关。究其实，李世民真正要对付的人根本不是裴寂，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李世民这么做是想通过对裴寂的打击，威逼裴寂背后的某个人，进而达到一个隐秘而重大的政治目的。

李世民要威逼什么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要弄清这两个问题，还要从武德九年说起。

众所周知，那一年唐朝爆发了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退位为太上皇，随即登基为帝。由于是暴力夺位，而且从夺嫡到登基的时间太短，所以李世民仓促之间来不及把李渊请出太极宫，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草草即位。然而，君临天下后，李世民的心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自己毕竟是九五之尊，一直在东宫蜗居算什么事儿？

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想要入主太极宫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倒不完全是因为住东宫觉得憋屈和尴尬，而是：李世民是采用非正常手段即位的，本来就已存在合法性危机，若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所以，要想彻底巩固已经到手的皇权，李世民就必须正位太极宫。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去。这显然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面临的最棘手的政治难题。该怎么办？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他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

敲山震虎拿裴寂开刀，达到逼李渊搬出太极宫的目的！这，才是裴寂一案的终极内幕。

三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可在李渊看来，这种定义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因为“太上皇”这顶帽子不仅没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让他感到无比沉重和压抑。

从李世民登基的那天起，李渊就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的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

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李世民在与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可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为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是不应该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说了出来。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而且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现在，李世民的这些举动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迫使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意识到——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大家难堪。贞观三年四月，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后改名为大安宫）。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四

搬进大安宫后，李渊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五月去世。这六年间，与其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最后的凄凉岁月。

大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

贞观六年正月，马周上疏：“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偏僻，且规格“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蕃夷人还是在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儿。所以，他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缺乏行动自由。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李渊几乎足不出户。不是他不想出门，而是李世民根本不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了眼里。有一次，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语气比上次更为尖锐。他直截了当地批评李世民：

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300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

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道理都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并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后来，李世民又好几次去九成宫避暑，都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这是否表明李世民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要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可谁都知道，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果不其然，伴随着大明宫的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也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贞观九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70岁。

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一年，李世民最钟爱的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征同登瞭望台，一起眺望昭陵。魏征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魏征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征这是在拐着弯儿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这件事情，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的父子情薄。

许多年后，当亲身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李世民才蓦然体会到李渊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父亲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父亲的惭愧和悔恨之情。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李渊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