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辛的故事

本文转自：台州日报

叶 辉

（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8年早春三月，西湖边的柳树已绽新芽，那一瓣瓣鹅黄装点着细细的柳枝，微风拂过，如曼妙少女飘逸的裙。只是，料峭春寒，阴冷和潮湿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冬天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江南的倒春寒很让人不舒服。

一早，我刚到西湖边教场路38号的办公室，就有人找，一个中年人，一张谦恭的笑脸，沟壑纵横的面颊，嘴阔，唇厚，深陷的眼眶中，那对乌亮的双眼炯炯有神，却透露着一丝谦卑。

“请问，你是叶记者吗？”他的声音低沉粗粝，还有一丝胆怯与拘谨。

来人身材高大魁梧，上身一件旧军棉袄，裤子又短又破，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鞋帮已发白，没穿袜子，手里提一个用一块发黄了的白布兜起的布包。因寒冷，他身子瑟缩着，谦恭地弯腰向我致意。

“找我有事？请进！”我把他迎进办公室，握手时我发现，他的手又粗又大，手掌上布满老茧。

我把他让到沙发，他拘谨地把半个屁股挨到沙发上，腰板挺直。

落座后，他马上俯身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多本手抄本，一式自制的牛皮纸封面，手工装订成册。手抄本上面是一叠大小不一、新旧杂陈的各色信封。

“这是我写的书，《左联词典》，六十万字，我找了北京、上海多家出版社，没有一家愿意出版，都怕赔钱。”说着，他递给我一叠信，有些信纸已发黄。我一翻，不由得吃惊，写信的人居然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名人巨匠：陈荒煤、刘再复、楼适夷、周颖……我顿感手中的分量沉甸甸的。

谈起左联，他一改谦卑之态，马上神采飞扬。

他叫姚辛，嘉兴毛纺厂工人，幼时即成孤儿，父母死于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他在重庆地下党办的保育院长大，老师中有楼适夷的夫人周颖。成年后入伍，部队转业后在嘉兴当中学语文老师，1957年因给校长提意见被开除公职，从此以打零工度日。他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研究左联。“文革”中，他的所有资料被毁，他大哭一场重起炉灶研究。70年代中，他进嘉兴毛纺厂当工人，才算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从此，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左联研究中，到80年代终于完成书稿。为了这部书，他倾其所有，以至于妻离子散。其妻是个文学青年，原是他的粉丝，因崇敬而生爱，与他结婚。但贫贱夫妻百事哀，他沉迷写作，家里事一概不管，家里一贫如洗，最后妻子受不了他的投入与忘我，与他分手。

书稿完成后，他到上海、北京等地请名家鉴定，陈荒煤、刘再复等名家看后都很惊异，评价很高，认为此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他几乎穷毕生精力完成此书的精神赞扬备至，陈荒煤、刘再复等人都向出版社作了推荐。但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

1986年开始，姚辛请假修改稿件，并自费赴北京、天津、湖南等地搜集资料充实书稿。长期的付出已使他债台高筑，一年假期满，他仍在修改，工厂停发了他的工资。此时他已是穷途末路，连吃饭都成问题，平时靠朋友接济度日。在出版四处碰壁之后，姚辛想到了新闻界，但多家新闻单位接待他后都感到爱莫能助，他在光明日报上注意到我，于是特意来找我。

翻看着左联书稿和这些信件，眼前这个男子使我顿生敬意，三十多年的精力投入，他的精神使我感动。板凳甘坐十年冷，三十多年啊，太难能可贵了！我应倾己之力帮助他。

记者的职业特点是，能用笔帮助别人，能凭借媒体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的重要原因。

我马上放下手头工作，开始采访，我打算先为他发一篇内参，如果内参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他的问题应能解决。

采访结束。姚辛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他对我的内参寄予厚望。

但是，内参刊出，没有反应。我只能写信安慰他。

姚辛的生活日渐困窘，衣食无着，我不能再等待，必须为一个落魄者的生存寻找生路。

1989年5月初，我赶赴嘉兴采访。

寻找姚辛的家颇费周折——他家没有门牌，我依据他信中提供的方位，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破旧的平房，敲开门，姚辛一脸迷糊地盯着我好长时间，问：你找谁？

显然，他没有认出我。

“老姚，我是光明日报叶辉啊。”我说。

他的眼睛突然发亮，那亮光马上在他的脸上漾开：“啊，啊，是你啊，请，请进来，快请进来！”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不住地直搓着两手，不停地说：“没想到，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事后他告诉我，他的家极少有人来，他无法请人来家里。好一会，他才发觉我还站着，忙把我让进屋里，说：“你先坐一下，我去去就来。”说罢飞快地跑出去了。

从踏进房门这一刻起，我便感到无比心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逼仄，阴暗，潮湿，一张床——如果那也能叫床的话，四条腿用砖垒起，上面搁着一张竹榻；四根竹竿支起一顶蚊帐，那蚊帐已发黄发黑；临窗一桌，抽斗已不翼而飞；一只柜，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文物，连个门都没有；饭桌是一块木板搁在一把凳子上，一只碗里还有一块吃剩发黑的土豆。除此之外，四边墙根全堆满了发黄的资料。

我在农村长大，经历过大饥荒，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看到中国第一部介绍左联的专著的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非常心酸。眼前的一切已说明，姚辛正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阶段，饥寒交迫，柴米不继，著书难为稻粱谋。

姚辛神采飞扬地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小撮茶叶，不知他向哪个邻居讨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把茶叶抖进一只小碗里——没有茶杯——为我续上开水。我的到来使他非常激动。他那里春风满面，我心里却泛起阵阵酸楚。这个精神富翁，物质上却是如此贫困。极端困窘中，他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始终不渝。我心底突然涌起一种冲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要为这个落魄者呐喊，我要向全国的读者展示这位学术上的苦行僧的精神世界。

我拨通了毛纺厂的电话，告知他们，我将于次日上午去采访。

当天下午和晚上，我采访了姚辛的前妻和姚辛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对姚辛的处境以及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次日上午，我来到嘉兴毛纺厂。见到了厂长。

厂长是一位中年女性，彬彬有礼，风度优雅。我先是对姚辛研究左联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讲了姚辛面临的困境以及姚辛的要求，继而委婉地提出，希望工厂能解决姚辛的困难：补发工资，允许他请假修改书稿。女厂长表示，姚辛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厂里已做到仁至义尽。国有国法，厂有厂规，姚辛是工人，工人就得工作，一个工人不好好工作，却不务正业写书，这不合厂规。厂里对他已很宽容，给了他一年的带薪假期让他修改书稿，一年期满他还不上班，这已经违背了厂规，厂里只能按规定停发他的工资。

“你说说，如果企业里的工人都像姚辛，工厂还要不要办下去？我这个厂长还要不要当下去？”厂长理直气壮。

我强调，姚辛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左联研究的空白；他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一个工人，能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左联的书，多位名家都评价，这部书将载入中国现代史册，这是企业的光荣，陈荒煤、刘再复这些名家对他都做了高度评价。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的责任是把厂办好。我不允许一个工人旷工了我还给他发工资，如果都这样，我这个厂长还怎么当？”她说。

平心而论，厂长说得在理，厂里能这样对待姚辛已属不易，显然，我无法说服这位知识女性，再谈下去已无必要。我决定用报道来寻求社会的支持。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姚辛的事迹和他目前的处境我会进行公开报道。”我合上采访本，起立告辞。

这一下，她急了，说：“能不能不公开报道？”

我表示不可能。厂长犹豫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我一回到招待所，毛纺厂的电话就来了，厂里研究决定，补发姚辛的工资，同意姚辛借调到市文联脱产改稿，工资由工厂支付。

姚辛苦苦奔波多时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5月17日，《著书难为稻粮谋——左联词典书稿完成却无法出版》在光明日报刊出，我的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的一切就变得非常顺利：报道见报当天，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率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表示愿意支持出版此书；接着辽宁大学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等近十家出版社给报社发电报或打电话，表示愿意出版此书。后来广东省江门市城建局为出版提供了五万元的资助。

1994年，《左联词典》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姚辛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感谢上苍，让我认识了一个绝顶的好人，认识了你。是你给我灰暗的人生带来了光明，是你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衷心感谢你，感谢光明日报！”

这是媒体的力量，他应该感谢的是光明日报，没有光明日报做我的后盾，我能有什么作为？

当然，作为记者，能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困境中的落魄者解决困难，我还是感到一种欣慰。

此后二十多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1998年，他的《左联画史》完成。但书稿完成又遇到出版经费问题，我再次为他呼吁。这一次，原上海市委老领导夏征农不但为此书作序，还帮助他解决了部分出版资金。1999年，《左联画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他的第三部书稿《左联史》从1980年开始写作，历时二十余年才完成。令人遗憾的是，他又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书稿完成无法出版，我又一次为他呼吁。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连晓鸣看到报道，为姚辛的精神感动，伸出援手，将此书列入浙江省社科图书出版资助基金。

2006年，《左联史》出版。

他的第四部书《左联之鹰》201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然而，《左联之鹰》振翅鼓翼一扑冲天之前，姚辛却翅折羽断永远倒下——这一年的1月22日他不幸去世，离八十岁生日仅有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