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严文明：勤于耕作，不问收获

文|悦迪

2023年12月15日，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将“终身成就奖”授予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这一奖项是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学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者。这是论坛首次授予中国考古学家该奖项。颁奖词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人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得知消息后，92岁的严文明亲笔写下了感言：“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

弃物理从考古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湾出土的约公元前2200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人近百年来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而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过的地方。

1932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严文明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严文明名字里的“文明”二字，是他父亲取的。典故出自《尚书·尧典》里面赞扬舜帝的话，“浚哲文明”。“我这个辈分是文字辈，所以叫文明，然后号浚哲。”严文明回忆。

小时候念过私塾的严文明，多少有点古文底子，但他不喜欢念文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1953年，从长沙一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时，他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当年，长沙一中有6名学生考上北京大学，4个在物理系，严文明的理科成绩更好，却阴错阳差进了历史系。

至于后来与考古结缘，则和他的“人生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有关。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找到严文明，动员他选择考古专业。

苏秉琦对严文明说“我听说你的理科成绩不错”，严文明老实回答“我喜欢理科，对历史一无所知”。苏秉琦笑了，说：“那正好，你学考古。考古尽管也划在历史系里面，但它所要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跟历史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考古要测量、要统计，数学、物理这些知识考古都需要。”

大四那年，严文明在邯郸涧沟、龟台等遗址参加考古实习，从调查、发掘到整理、编写报告，一个学期下来，对考古已是死心塌地。及至毕业，“领路人”苏秉琦给严文明安排了新的任务：留校任教，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

从1961年秋正式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算起，严文明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半个多世纪。他编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讲义初稿)》，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第一部教材。后来各高校考古专业陆续开办，同样是严文明的教材。

1977年，严文明与苏秉琦、吴汝祚在浙江余杭良渚考察。

严文明重视立足田野，提倡不要局限于书本上的东西。特别鼓励学生创新，告诉大家不要认为老师说过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实事求是。如果学生有和他观点不同的地方，只要学生讲得有道理，他都支持。

1983年，在严文明、俞伟超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考古系正式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组建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系，对我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仰韶到良渚

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就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争论仍然很多，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尚不清楚。

严文明坚持从遗址和地层出发去作答。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分期。

后来，他通过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材料，阐明了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轨迹，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一举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从纷繁杂乱的材料中理出头绪，被苏秉琦评价为“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关于仰韶文化的讨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热烈。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学者们主要关心仰韶文化究竟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严文明并没有盲目“蹭热点”，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在仰韶文化分期成果的基础上，侧重研究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和彩陶流变等内容。20世纪80年代之后，严文明又着重从姜寨聚落布局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从元君庙、横阵墓地的研究提出仰韶社会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等。他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开展聚落形态研究的有效方法，确立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的新典范。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开辟沃野千百里，首创石犁耕稻田。”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过直接发掘，但是严文明对良渚文化也格外关注，曾先后十多次到良渚遗址学习和考察，并被聘为良渚遗址群保护专家组成员。他写的这首《良渚颂》，亦在考古圈中广为传播。

基于专业积累，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良渚随笔》等论作中，严文明多次提出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断，成为良渚古城发现的先声。

2007年，一座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不久，在城东约30千米，又发现了一个以玉架山、灯笼山、横山和茅山等组成的遗址群。其中，茅山发现有大面积的水稻田和配套的道路与水渠等，显然不是一般农户所能有，而应该是一个公共机构经营的农场。在古城以西的矮山区，更发现由岗公岭等十处水坝形成的大小水库群，集水面积达100多平方千米。并且与古城北边长达5千米的塘山水渠连接，构成了集防洪、灌溉与漕运多功能于一体的庞大水利系统。

得到消息后，严文明立即想到，建设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持续多日的施工，还需要大量后勤物资的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组织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一个精英阶层的“水利工程师”来勘察设计，以至到现场组织施工，也是无法实现的。

大喜过望的他，不顾75岁高龄赴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评述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严文明提出“良渚应该是一个广域王权的国家”，并直言“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良渚文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提出“重瓣花朵”

严文明曾说，考古学把中国历史不单是推前了，而且把它说清楚了。中国历史说清楚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文明史上的位置说清楚了，这就是考古学的贡献，没有这个，光靠文献是不行的。

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要会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严文明先后主持了二十余次重大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很多思考来源于田野工作的实践。

由于资料有限，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一度比较混乱。严文明全面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在此基础上，将其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他首次将零星发现的仙人洞、玉蟾岩一类遗存划归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文化置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并指出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特点。这个阶段划分，既符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实际，又具有全球视野。

一生从事新石器时代文化，自然要回答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1986年6月，严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提交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充满诗意地将学术成果以“重瓣花朵”的形式提出。

具体来说，他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自己的活力。

在严文明看来，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文明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基础，两大体系互为补充。这一理论是在苏秉琦“满天星斗”思想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多元一体”特征的高度概括，既强调黄河、长江流域的主体性，又突出周边文化区系的重要性，同时阐明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层次性特征，是指导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学术理论。

这一理论还巧妙回应了“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的问题。他认为，如同自然界中“重瓣花朵”的内圈外圈之间，不断有能量输出输进，中国的各区域文明也在不断进行着文化交流。“这样它就有活力了，有传承有活力，这个文化世界上有第二个吗？世界三大文明中心，那么最有生命力的就是东方文明，这不是瞎说，这都有科学证据，有历史证据。没有考古学，这些事都做不出来的。”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严文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