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曲焕章是怎么死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滇军第60军为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集4万余兵力从云南昆明开拔，准备北上抗日。

滇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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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滇军第60军为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集4万余兵力从云南昆明开拔，准备北上抗日。

这天正是重阳节，昆明城内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为第60军官兵送行。他们有的自掏腰包为官兵购买食物，有的则干脆直接把钱塞到官兵手中。其中最醒目的，还是“曲焕章大药房”的掌柜曲焕章，他带着店里的伙计站在店门口，对凡是经过店门口的60军官兵，一律发一瓶他研制的百宝丹。这天，他一共送出了3万多瓶百宝丹。

让曲焕章高兴的是，这3万多瓶百宝丹在接下来的台儿庄战场上，救活了一大批身负重伤的战士，让他们能够坚持战斗，给日军以重创。自那一役后，连日军都感叹：“自九一八侵华以来，唯滇军之勇最为罕见。”

其实，曲焕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捐献百宝丹给抗日志士了，他的百宝丹也因为药效显著，医治了不少重伤难愈的伤员，挽救了不少鲜活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重要作用。

原本曲焕章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竟被关进了监狱，受尽折磨，最终含恨而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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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焕章是滇南江川县后赵官村人，他自幼丧父失母，和祖母和姐姐相依为命。后来三姐嫁给了村医袁恩龄的儿子，由于两家关系亲近，因此曲焕章便跟着姐夫学些治跌打损伤的医方，慢慢也能给人治伤疗疾。

曲焕章成家后，主要靠熬制伤科药膏为生。有一天，曲焕章突发疾病，病势极为凶险，不仅高烧不退，而且上吐下泻，浑身疼痛难忍。请过诸多大夫，但都查不出他的病因，因此也无法对症下药。

就在曲焕章卧床难起的时候，有一位叫姚洪钧的道医听说了他的病情，于是上门为他把脉诊治。仅用了三副中药，曲焕章竟药到病除，恢复了健康。

曲焕章自感遇到了神医，于是当即就要拜师，求姚洪钧收他为徒。姚洪钧原本无儿无女，再加上年事渐高，得知曲焕章的凄楚身世后，知晓他是个能潜心学医的苗子，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曲焕章

姚洪钧是武当道医，尤擅内外伤科，对于草药更是有着很深的研究。自曲焕章随他学医后，他便带着曲焕章在云贵川一带行医看病。云贵川原本山多林密，温度适宜，因此山中盛产中草药。他们行医采药，常常风餐露宿，虽吃了许多的苦，但曲焕章却深得姚洪钧医传，医术亦大为精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某日姚洪钧带曲焕章在寨子里为人治病归家时，途中遇到强人，姚洪钧被枪弹伤及要害，重伤不治。临终时，他把压箱底的武当专治内外伤科的秘方传授给了曲焕章。

安葬了姚洪钧后，曲焕章继续行医研方。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曲焕章在行医的过程中，又刻苦求教少数民族医生和各地草药医生，久而久之，他竟配制出了一方治伤神方，即“百宝丹”。由于该药为白色药散，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白药”。

经过十余年的改良，百宝丹药效惊人。就算外伤人事不省，只要服下该药，也能气绝复苏。若再辅以虎力散和消毒散止血，轻伤者半月即伤愈，重伤者也只需月余就能康复。最为难得的是，百宝丹不仅可用于外伤，疮、疡、痈、疽，甚至妇科、儿科亦能兼治。由于疗效显著，曲焕章亦因医术高明而名声在外。

1906年，曲焕章回到江川县城开设医馆。由于他名气大，因此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曲焕章牢记姚洪钧的话，不管对方是高门大户，还是贫贱人家，都一视同仁，尽心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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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突然有数人找上门来，请他出诊。曲焕章来不及细问，便被架上马，举着火把赶了数十公里，直至来到一处极偏僻的破庙中才停下。

很快有人便把曲焕章带进大庙，只见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正躺在庙堂内，经过查看，他的身上竟有十几处刀伤，由于失血过多，人已垂危。

曲焕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定睛一看，伤者竟是当地恶名在外的大土匪吴学显。原来吴学显受重伤后，深知一般的医生不能救他性命，于是派人把曲焕章给抓了来。

吴学显

按理说，大土匪死有余辜，但曲焕章本着医者仁心的精神，还是对吴学显全力救治。他先在吴学显的伤口上施以白药止血消炎，又遣人回药馆，拿了数种草药熬制药汤。经过他的悉心治疗，吴学显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月余竟伤愈了。

为了报答曲焕章的救命之恩，吴学显给了很多大洋。但曲焕章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表示只希望此后行医不受土匪侵扰刁难就很好了。

果然，从那以后，曲焕章无论到哪里行医，都太太平平。

不过，他给土匪头子治病的事，却被人以“通匪”的罪名告到了县政府。曲焕章没办法，只得仓促间逃离了家乡，继续在个旧、建水一带行医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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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时期，曲焕章对草药钻研颇多，他不仅在山野腹地寻找草药，还亲尝草药药性，好几次他都因尝草药中毒。但在遍尝百草的过程中，他也有了更多收获。而“百宝丹”经过他数度完善，药效也愈发显著。

1916年，土匪吴学显受滇军军阀唐继尧招安，担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务。为了报答曲焕章，吴学显邀请他到昆明行医，并帮他在昆明南强街开了一家伤科诊所。

在这一时期，曲焕章为了方便病人携带，他把百宝丹、虎力散和撑骨散等主要用于伤科的药物进行了改良，变成了更易于携带的用小瓷瓶包装。随后，他又将药方送到云南省政府卫生厅。经过检验合格，列为优等，并获得了公开销售的资格。由于百宝丹名气在外，因此自从投放市场后，就很受欢迎，销量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

这时，吴学显又派人来请曲焕章给他治病。

原来，吴学显在北伐战场上吃了败仗，腿上挨了枪子。由于骨头被打断了，他先是在技术更加高明的西洋医生那里治疗，结果西洋医生们却给出了“截肢保命”的治疗方案。对于在马上讨生活的人来说，这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干脆找来曲焕章，而曲焕章的百宝丹也再次救了他一命，不仅保住了他的伤腿，他最终还健步如飞，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名人题匾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一时达官贵人和西洋医生都对曲焕章交口称赞。唐继尧钦佩曲焕章医术，尊他为药到病除的“国手”，还特意为他书写匾额“药冠南滇”，并聘请他为陆军外科主任和陆军医院院长。

很快，云南就成为了军阀的争夺之地。在混乱的局势下，唐继尧很快下台。曲焕章退避三舍，辞职回家，潜心研医。他把药理和临床结合起来，最终让百宝丹达到了最为理想的疗效。百宝丹的声誉也达到了巅峰，就连香港、泰国、日本等地都设有百宝丹的销售门店。

由于百宝丹药效好，卖到了24块大洋一瓶。因此，一些不良商贩为了牟取不义之财，纷纷制作假的百宝丹在市场上销售，这对于百宝丹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曲焕章深知假药的危害，所以他经过刻苦钻研，特制出“保险子”放于瓶口。“保险子”不仅可以作为百宝丹的防伪标志，同时其本身就是一味可以用于重病之人的药力极强的药丸。最难得的是，只要把它放在药瓶口，就能保证白药经久不变，所以它又被称为“丹中之丹”。

1933年，曲焕章被推选为云南医师公会主席。在他的团结下，云南的医学工作者们纷纷投入医学研究中，不仅提高了医学技术水平，而且还多次开展送医送药活动，给更多贫苦百姓提供了大量帮助。

由于病人越来越多，曲焕章将药馆扩建成了三层楼的“曲焕章大药房”。这样一来，不仅有了诊病卖药的地方，加工药草的工厂也都有了，曲焕章亦成为了云南的中医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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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国就成了举国之大事。曲焕章出于爱国之心，不仅给北上抗日的第60军赠以3万多瓶百宝丹，而且在蒋中正到云南发表抗日演讲时，他又赠以500瓶百宝丹，并表态说：“此次抗日救国，章愿竭尽心力，尽其义务，以表区区爱国之热忱，为作战之将士善后……”

不久后，张学良也致电云南商会，专门答谢曲涣章为抗日战士寄9千瓶百宝丹。

曲焕章的爱国行动，也影响到了云南的官员和商户。大家纷纷响应募捐，为前线战士筹集钱款和物资。同时，云南各族青年也踊跃投军，抗日杀敌。

受到资助的第60军深受鼓舞，在前线奋勇杀敌，捷报频传。胜利的消息传回来的同时，关于百宝丹使用后的好评，也不断传了回来。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战士

比如1939年，在长沙战役中被日机炸伤腿的华侨黄银魂，就是靠百宝丹让伤口快速止血消炎，因此他逢人就夸百宝丹是救命神药。再比如武汉会战时，由于战争太过激烈，伤亡惨重，又是百宝丹挽救了许多负伤战士的生命，让他们得以重返战场，继续杀敌。

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再加上当时青霉素刚发明不久，异常紧缺。因此不管是官兵，还是老百姓，都争着购买百宝丹治伤。由于奇货可居，一瓶百宝丹居然被炒到了50大洋，还不乏人抢购。

为了抑制涨价，也为了能给抗日作出更多贡献，曲涣章决定扩大生产。他和药农签订合同，要他们保质保量交付药材，同时还临时雇请了大量工人，加快生产速度。他则夜以继日配药，待百宝丹生产出来后，仍以原价在市场出售。同时为保证前线战士的需要，他还和国民政府签订了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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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曲焕章万万没想到，百宝丹虽然利国利民，但也着实给他带来了祸患。

先是地方政府官员找到他，通知他支持抗日，要他认捐一架飞机。曲焕章虽说卖百宝丹是赚了些钱，但凭他的财力，根本买不起一架飞机。于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表示，如果资金紧张，也可以拿药方抵债。

曲焕章深知这些官员居心不良，因此他好说歹说，在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同意后，向地方政府捐了3万滇币。没想到那些官员收了钱后，却一口咬定曲焕章认捐的是3万国币（折合30万滇币），并以“奸商”的罪名，把曲焕章抓捕入狱。

虽说曲焕章的确卖了不少百宝丹，可是他一直坚持薄利多销，因此他的家人根本拿不出30万滇币。可是不拿钱赎人，地方官员有的是办法来折磨曲焕章。为了让曲焕章早日脱身，他的妻子缪兰瑛只能四处筹钱，又变卖家产，好歹才凑足了钱财，把曲焕章赎了回来。

曲焕章

曲焕章知道，地方政府的官员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愁眉不展。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派秘书到昆明，邀请曲焕章到重庆出任中央国医馆馆长职务。

曲焕章见焦易堂态度诚恳，再加上焦易堂又是提倡弘扬中华中医药的得力干将，因此信以为真。只不过为保险起见，临行之前，他把秘方悄悄给了妻子缪兰瑛，嘱咐她一定要把药方好好保管。

没想到，还真是一场骗局。曲焕章到了重庆后，焦易堂便急不可耐地要他拿出药方，交给“四大家族”创办的中华制药厂生产，以供抗日所需。

原来，四大家族早就看中了百宝丹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了把药方据为己有，这才让焦易堂出面，把曲涣章骗到了重庆。

曲涣章看出焦易堂等人的阴谋，自然不肯交出药方。于是他被软禁了起来，而焦易堂则对他各种威逼利诱。由于重庆湿热难耐，再加上曲涣章悲愤不已，结果身染重病，不久就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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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焕章去世后，妻子缪兰瑛默默撑持药房，个中辛苦自不必说。药房也因战乱不断，难以维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曲焕章大药房才渐渐有了起色。

这时，缪兰瑛为了能把百宝丹发扬光大，主动把曲涣章拿命保存的秘方，无偿献给了云南人民政府。该药从那时起，一直由昆明制药厂生产，并更名为“云南白药”。直到今天，云南白药依然在治疗跌打损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曲涣章治病救人的功德，以及他为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也一直被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