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经筵制度：皇室教育的里程碑

在宋朝时期，经筵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并为皇室所严格遵守。宋朝皇室子弟从小就接受讲读官的教育，在成为太子后，会有专门设立的东宫继续进行教导，直至

成为皇帝之后，又有经筵官以提高其国家治理能力和个人素质。

可以说，教育几乎贯穿了宋朝皇帝的一生，尤其是经筵官，更是对其在国家治理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这一制度的越发完善，朝廷中开始出现专门的官职，其发挥的作用自然也越来越大。

经筵制度在各朝各代的发展

早在汉唐之时，经筵便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即由皇帝参与、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活动。如汉明帝就曾亲自到太学讲学，“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捂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与儒生就儒家经典进行讨论，大力推动了当时东汉时期儒学复兴的进程。但这时的经筵，无论是从原因还是规模上来讲都稍显稚嫩，并且在举办也基本是由皇帝的心意而定，没有定数。

到了宋朝之时，经筵才真正制度化。不仅设有专门的官职——经筵官，在经筵的内容上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宋朝时期正是儒学复兴的时期，经筵讲解的内容自然也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另外，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前朝事情的书也被皇帝所青睐，时常作为讲解对象。

深夜学习的仁宗

到了明清时期，经筵制度却并未随宋朝的灭亡而消失。明英宗时期，经筵被载入正式的礼仪规定，“二二十二日讲读，寒署暂停。

万历二年定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

清朝更是基本沿袭明朝的制度，但在具体的执行上，还是有着些许差异，比如皇帝成了经筵探讨上的主导者，稍微发表点言论便引得其他大臣奉为经典，有时也可以不用亲自出席经筵。总的来说，经筵在明清时期已然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制度，实际作用大大降低。

宋朝经筵制度的设立包含多方面的因素

1、“重文轻武”的治国政策推动了皇室对文化学习的重视

由于赵匡胤本人在后周身居要职，并且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与地位，这才使其能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造反成功。但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他深刻明白军队对国家朝政的影响是如何重要，对武将的防范心理也就此形成。“杯酒释兵权”后，为了牢牢打压武将，文人的政治地位被刻意拔高，在朝政中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重文轻武”的雏形也开始产生。

而赵光义继位后，由于两次攻辽的失败，这不仅使其本人不再对军事上怀有信心，也使宋朝在对外战略上转变为防守姿态。此外，赵光义本人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喜好吟诗作赋，当时的政府也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来讲，宋朝“重文轻武”之风的形成，都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身处这样的境地，宋朝皇室便十分注重本身的文化素质培养。“太宗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惠顾问阙人”，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宋太宗设立经筵，并非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是想要使自己能够在听政之余学习更多知识以充实自己。但随着皇帝文化素质的提高，其视野与目光跟着变得愈发开阔长远，为政能力自然也大幅度提高。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宋朝皇帝明白了经筵的巨大作用，使他们开始着手将其制度化，并成为皇室传统。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对先祖的政策和意见有着相比于其他朝代更加浓重的膜拜，既不愿推翻，也不敢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经筵便贯穿了宋朝存在的始终，并一直发挥着作用。

2、宋仁宗的独特经历使其一手推动了经筵的制度化

宋初三朝，是宋朝尚学求知之风建立的重要时期，“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以威，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特别是宋真宗本人，更是大力推崇全社会范围内的学习风气，不仅在政策上多有这方面的倾斜，更是对道家经典做了系统的修复，使学有所依。而作为太子的宋仁宗，也必定会从小就接受着良好教育，并被教导形成热爱学习的思想。

道教

此外，

宋仁宗即位之时不过十三岁，思想与能力也达不到成为一个合格皇帝的标准，

自然不可能因政事而放弃了自己的学习。他的母亲刘太后更是十分重视对宋仁宗的培养，她认为“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在如此严格的监督之下，学习对宋仁宗来说已经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

而在具体的为政上面，相较于前几任皇帝来说，宋仁宗也显得颇为清闲。在澶渊之盟签订过后，宋辽两国已经几乎无战事，维持了一段长久的和平。即便是“宋夏战争”和“重熙增币”两件事情接连发生，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以宋朝增加对外赋税而和平解决，并未出现长久战争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刘太后在宋仁宗年幼时长期执政，其本人虽位高权重，但却从未有过自立的想法。她也并未纵容自家势力在朝廷内的膨胀，反而是在具体的治国政策上更加听信士大夫的建议，有力巩固了赵氏的统治，并推动了宋朝的发展。外无大敌，内无政变，同时宋仁宗本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在有时间学习的情况下，他也愿意投身其中。因此，经筵得以在宋仁宗在位时期彻底成型，并作为具体制度流传下去。

经筵制度对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

1、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密切交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朝政治的进步

虽然经筵制度的初始目的始终只是为了增强皇帝个人的文化素质，但在具体的探讨过程中，却还是难以避免地带入了一些政治内容。尤其是在士大夫精神盛行的宋朝，与皇帝探讨政治以发挥自己的贡献也是人们趋之若鹜想要做的一件事。

刘太后

经筵的举办时间本来只是每年的二月至五月和八月至冬至的单日，具体安排上并不能算十分忙碌，而自高宗以后，因为其本身好学的原因，“方且夙夜孜孜于经史，今若讲筵暂缀，则朕诵读既多，有疑无质，导徒废日力。”这导致本应在端午节后就暂停的经筵活动继续进行，并为以后的皇帝效仿。

经筵持续时间一增加，大臣能与皇帝接触的时间也就越多，在进行长时间的学术探讨时，不可避免地将现今的政治问题与内容带入其中，并作出看法间的有益交流，从而反哺至政策的具体事实层面。如在宋理宗时，在经筵之上作政治讨论，已然成了家常便饭，“经帏进读,上必改容以听,询察政事访问人才。复条十事以献,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难。上悉嘉纳,且手诏奖谕。”

此外，部分讲解经筵的官员，也会在这时候用自己的观点与想法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皇帝。如蔡京就曾建议宋哲宗能够多多阅读王安石的著作，“窃见王安石有《日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篆，进读。”在广读百书、广纳百言之后，必定会对皇帝本身在做政治决策上有所裨益，从而帮助他们做出较为明智的选择。而经筵官本身也会愈加受到皇帝的宠信，在朝政之上拥有更高的地位，可谓是两全其美。

2、有力推动了好学风气在宋朝社会的蔓延

有感于唐末五代以来的人心不齐、战乱不断的混乱局面，宋朝皇室决心复兴儒学而重新建构起一个正常的君臣纲常体系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书院也在宋朝兴起，不仅数量繁多，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所分布，而且教学质量也相当不错，有朱熹、周式、范仲淹、司马光等人都曾讲学，并因此形成“博延众生，讲习甚盛”的繁荣场面。

同时，印刷术在宋朝的普及为广大平民提供了基础的学习条件，书籍不再只是富贵人家才能拥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将经筵设立为一种制度，更是作为了一个好学典范在精神上带动了全社会的好学风气。

宋朝经筵讲官大多为朝廷重臣或者颇有名气的大儒，“宋之经筵，尤重择人”，对人的品行和学问尤为重视，地位与身份倒是其次。如程颐就因其学问高深而为宋哲宗讲学，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对宋哲宗的品行学问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程颐从一介平民升为皇帝近臣，在全社会的名气越来越大，众多平民也将其视为榜样。宋朝读书人因此明白，只要学问高深便可受到朝廷重视，这不仅是实现自身荣华富贵的有效途径，也是能够为国效力的可行办法。在上行下效的情况下，并且相较于前朝来说本就拥有更好学习条件的宋代人，

在学习便更加用功，以至于在全社会都形成尚学之风。

程颐塑像

经筵制度的本质始终拥有浓厚的封建意味

作为古代皇帝来说，维护本身的统治自然是需要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便是提升自己的政治能力。纵观历朝历代，因一个皇帝的昏庸而亡国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夏朝的夏桀、周朝的周幽王、东汉的桓灵二帝，西晋的惠帝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先例。

为了避免自身出现这样的情况，宋朝皇室自然十分注重对皇子的文化与能力培养。从本质上来说，经筵的制度化是宋朝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有力手段。

而从皇帝与经筵官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出皇帝的至高无上性。作为听者，皇帝的身份在经筵时只是学生，尤其是在尊师重道之风盛行古代，就更应以经筵官为主，而非自己随意决定经筵的学习和对经筵官的处置。但在宋朝历史上，经筵官无措被贬的案例实在不少，皇帝是否真正向学一览无遗。

经筵讲学图

总结

作为经筵正式制度化的一个时期，宋朝对经筵的改进与完善是极具建设性的，而从其在元明清三代都被继承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经筵的实际作用是十分大的。而这一制度，我们在现代其实也是可以将其利用下来以加强对学生的培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