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秦国明明是夏天，却冻得冻死了人

这一讲我们进入始皇帝六年（前241年），由春申君黄歇牵头的新一轮的合纵伐秦在这一年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燕国和齐国果然置身事外。

这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次合纵，参与者和作战经过都不明朗。《资治通鉴》采录《史记·春申君列传》的说法，合纵5国分别是楚、赵、魏、韩、卫，楚考烈王为纵长，也就是联军名义上的领袖，春申君担任联军统帅，攻取寿陵，一直打到函谷关。结果秦军出关迎战，联军吃了败仗，各回各家。但《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是，合纵联盟不是5国，而是赵、楚、魏、燕4国，联军统帅不是春申君，而是赵国大将庞煖。联军攻奉，寸土未下，竟然掉头攻打齐国去了，拿下了齐国的饶安，位置在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两种记载差异太大，很难确定孰是孰非，但《春申君列传》提到联军攻取寿陵，寿陵是秦孝文王的陵墓，华阳太后也葬在寿陵，联军如果真能打到寿陵，秦国就离亡国不远了。从地理位置上看，也不可能先打下寿陵，再兵进函谷关，而是相反，先要攻克函谷关，才能打到寿陵。函谷关曾经是秦国的东方大门，但时过境迁，这时候的山东六国要想靠近函谷关都已经不容易了。

无论我们采信哪种说法，综合来看，合纵联军应该没能从秦国那里讨到任何便宜。《资治通鉴》沿袭《春申君列传》的记载，说经此一役，楚考烈王很埋怨春申君，渐渐疏远了他。

一个叫朱英的人来向春申君谏言，先为春申君鸣不平说：“人人都认为楚国很强大，在您当政之后才由盛转衰，但我不这么看。先前秦国对楚国友善，20年不进攻楚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受限于地理条件嘛——进攻楚国的话，要么需要穿越险阻，要么需要借道，把后背露给韩国和魏国。”

朱英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意思并没有错。毕竟形势比人强，楚考烈王和春申君就算再怎么能干，也已经回天乏力了。那么在现有局面下，与其合纵抗秦，不如自求多福，而自保必须迁都，拉开战略纵深。

朱英继续分析，说现在版图变了，秦国很轻松就能出兵伐楚。魏国眼看着要亡国了，肯定会把许城和鄢陵那些地方割让给秦国，到了那个时候，秦国距离楚国都城陈郢可就只有160里了。

朱英的意见得到采纳，楚国迁都，从陈郢迁到寿春，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成为了新的郢都。春申君则离开国都，到自己的封国去了，但仍然行使楚国总理的权力。

这段记载有点费解，按说春申君既然被楚考烈王疏远了，又离开国都，退居封国，显然离开了政治中心，不可能仍然行使楚国总理的权力。事情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楚考烈王只是给春申君保留了国家总理的职位和待遇，没撕破脸，但实权已经收回来了，要么春申君并没有离开权力中心，而是跟随楚考烈王一道去了寿春。

本年度的第二件大事，是秦国对魏用兵，夺取朝歌和濮阳。卫元君带着亲族迁至野王，今天的河南省沁阳市。

这段内容很让人费解，杨宽先生有考证说，迁到野王的并不是卫元君，而是秦国另立的卫国国君卫君角，秦国把朝歌和濮阳并入东郡，而另立卫君角意味着把卫国变成了秦国的附庸。

所谓附庸，大约相当于藩属国。卫国之所以能够以附庸的身份继续存在下去，直到秦二世时代才终于绝祀，大约有3个原因：一是卫国早已经习惯了放低姿态，二是卫国过于微不足道，留它一条命也不必担心它能掀起多大的波澜，三是宗法习俗还在，灭人之国可以，但不要轻易断了人家的香火。

转过年来，始皇帝七年（前240年），秦国继续伐魏，又有斩获，夏太后和蒙骜先后过世。

始皇帝八年（前239年），魏国不知道为什么把邺城送给了赵国，也许是想改善两国关系吧，韩桓惠王在同年过世，韩王安继位。

始皇帝九年（前238年），秦国由杨端和接替了蒙骜的事业，继续伐魏，不断攻城略地，竟然把魏国打穿了。这样一来，秦国的东部边境已经跟齐国接壤了，山东六国从此不再有合纵这个选项了。

正在秦国高歌猛进的岁月里，国内忽然出现灾情：明明是夏天，却冻得冻死了人。

夏日严寒，这段记载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这种自然灾害，但古人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下，对各种离奇的自然现象都有很高的接受度。汉朝学者刘歆解释秦国的这次严寒，说国君如果控制力弱。朝政由臣下把持的话，那么对应的天象就是反常的酷热，反之就对应着反常的严寒。

嬴政刚刚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朝政由太后和吕不韦主持，后来太后和嫪毐（làoǎi）通奸，朝政由嫪毐决断，秦国冬天就会打雷，而当嬴政成年之后，处决了嫪毐，对嫪毐的党羽实行了血腥的大清，洗，所以天气由暖转寒。明明是夏天却冻死了人。可见在古人的理解当中，这一次夏日严寒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关联着嬴政亲政和嫪毐之死。

《资治通鉴》本该在这一年的条目下依次记载嬴政的冠礼和亲政，然后是嫪毐的叛乱和被杀，最后才是严寒。《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就清晰得多，以上几件事全都发生在这一年的4月，一切结束之后才有杨端和伐魏，攻取衍氏。但司马光大概在刻意避免汉朝人的迷信思维，所以首先记载了夏日严寒，然后才提到嬴政行冠礼和杨端和伐魏，最后才讲到嫪毐之乱，完全把次序搞颠倒了。

嬴政的冠礼是秦国这一年里的头等大事，所谓“王宿雍”，指的是嬴政离开咸阳，暂时住在雍城。前边讲过，秦国历史上经常迁都，但在建好雍城之后，足足200多年在这里用心经营。但随着秦国的势力不断向东推进，相形之下，雍城的位置就显得越来越偏西了，不方便。秦人只有继续迁都，先后迁到泾阳和栎阳，在商鞅开展第二轮变法的时候，才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

都城虽然迁到了咸阳，但雍城200多年的经营，宗庙可不是说迁就能迁的，所以一些重要典礼还是需要回到雍城去办，嬴政行冠礼正是这种情况。冠礼就是成年礼，嬴政行完冠礼，头上戴冠，腰间佩剑，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可以从长辈的羽翼下走出来，开始亲政了。

难题马上就出现了：长辈们真的舍得交出权柄吗？

这几年里，当权的长辈主要有3位，这3位偏偏是很复杂的三角恋关系：一位是太后，嬴政的亲生母亲；一位是太后的老情人吕不韦，他被嬴政尊称为仲父，但有可能是嬴政的亲生父亲；还有一位名叫嫪毐，是太后的奸夫，是嬴政有实无名的继父。嫪毐和太后如果仅仅通一下奸倒也罢了，但太后竟然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就等于给嬴政添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更过分的是，嫪毐还恃宠而骄，左右秦国朝政，简直要压吕不韦一头了。

别看就这么几个人，但关系既很混乱，又很糟心。

怎么理清这些关系，是嬴政亲政之后所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嬴政会怎么做呢？有没有更好的解题思路呢？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嫪毐这个名字，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古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