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海沉浮和难舍乡愁中执着追梦，杜阳林《立秋》拓展当代文学新空间

当代实力派作家杜阳林的新时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立秋》研讨会8日下午在京举行。这部小说首先亮相于2023年的《收获》杂志，今年4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立秋》以一名农村青年进城后的创业历程，辉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时代初期，近二十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巨变，缩影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在时代大潮中的成败抉择。省报记者凌云青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帮助亲人与村里的乡亲，他竭尽全力，却因此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债和人情债。精疲力竭时，他决定辞职下海，和好朋友宋桥一起投资经营川菜馆，从此，开始了商海浮沉、市场搏杀的生涯。在这过程中，权利与利益交织，关系与人情相缠，理想与现实冲突，各方势力结成一张多维的网，不断上演纷繁复杂的争斗。

而“凌云青”正是杜阳林三年前创作的长篇小说《惊蛰》的主人公。《惊蛰》讲述了坚韧的乡村少年凌云青的成长故事，《立秋》则延续《惊蛰》的基调，即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日常的坚守，终究汇聚成过尽千帆的力量。

作家杜阳林在《立秋》研讨会上。 樊江洪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出：杜阳林《立秋》所呈现的城与乡的样貌，恐怕不是原来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能够概括的。主人公凌云青表现出的对于乡村的负疚感，这是内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但作为古老伟大的农业文明，乡村是所有人的根系所在，我们是在潜意识中、文化构造中和情感上，始终保留着对乡村、对家乡的那份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我们不能把乡村甩在后面，这是沉淀情感和伦理结构里的东西，实在又强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道义之一。

他说，在长篇小说《立秋》里，城乡结构已经不存在城市代表着方向、乡村就是被甩下被告别和被离弃的，而是在整体性的结构里，在文明、文化、心理和生活结构里，乡村牢牢附着在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它。也因此，《立秋》有新的东西、新的眼光、新的表达，是对农村题材创作做了探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杜阳林是以很扎实的笔法写出了“不忘初心”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不忘初心并不是多么高大的不忘初心，而是他写一个人从成长、蜕变到发展，他内心的世界、人性、性格、情感的底色全部保留，都在小说人物和故事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和表现，读后感到很亲切。另外，作者有还原时代标识的能力，小说把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样态、文化潮流、生活方式的质感都写了出来。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认为，《立秋》的叙事比第一部《惊蛰》要讲究，语言也更讲究一些，《惊蛰》语言多少有点生涩，《立秋》的语言更流畅一些，这是作品呈现在最表面的大概情况。《立秋》的内容是现实的，但作者骨子里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小说再次触及了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出走”和“回归”的问题，为什么长达100多年这个问题始终成为作家排解不掉、挥之不去的母题性的创作话题，这是杜阳林从《惊蜇》到《立秋》所呈现的最重要的文学价值与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说，《立秋》可以说是一部当代史，是中国乡村史的一种演变，是改革开放史的文学折射，小说还接续了中国100多年现代文学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艺术写作达到了史学的宽广度。《立秋》中的描述，可谓是绝对贫困下的乡村精神镜像学。这种精神镜像学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表达这种思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职能之一，《立秋》激活了这个职能。此外，小说塑造了凌云青这个“新人”，他认同现代商业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千千万万小老板和企业家的共识。当代中国文学如果没有写出现代商业文明下人物的成长、创伤以及成就，那是文学的失职。从这方面来看，杜阳林的《立秋》也很有价值。

杜阳林发言表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在起落奔涌的时代仍然演绎着激荡人心的故事。创作《立秋》，是想呈现已经进城一代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的梦想、他们在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离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和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希望通过小说《立秋》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能走进这个磅礴的时代，去探寻这个时代下的人性。

阿来、岳雯、谢有顺、杨庆祥、何平、王春林、梁鸿鹰、白烨、季亚娅等10多位作家、评论家也就《立秋》的文学艺术性和时代价值等进行了探讨。

研讨会由文艺报、四川省作协、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主办，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