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2次派出使者，想对元朝“称臣”

朱元璋2次派出使者，想对元朝“称臣”，摆脱困局。1360年，是朱元璋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一年，但朱元璋挺过来了，时代成就了洪武大帝。

1359年，北方传来消息，“韩宋”京师开封陷落，皇帝韩林儿、刘福通突围到安丰，元气大伤。朱元璋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但事情还没完。山东又传来坏消息，察罕帖木儿（小说中赵敏的父亲，张无忌的岳父）、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杀向齐鲁大地，赵均用跟毛贵自相残杀，田丰、王士诚进行内战，大势已去。还没缓过神来，一个更大的“惊雷”响起：“陈友谅攻克太平，大将花云不屈而死，他们准备杀向应天，并联手张士诚，吞并朱元璋领地。”“韩宋”王朝，朱元璋的顶头上司，也是阻挡元朝骑兵南下的屏障，朱元璋能在江南混得风生水起，主要是韩林儿、刘福通当“炮灰”，在中原与元军主力死磕。三路北伐失败，开封陷落，山东内斗，“韩宋”元气大伤，韩林儿、刘福通只能躲到安丰。安丰，南京（应天）的战略屏障，一旦察罕帖木儿拿下这里，朱元璋的北门就此洞开。陈友谅野心勃勃，兵力雄厚，领地最广，长江中游、江西、安徽以及浙西的许多地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太平陷落，陈友谅的“汉军”长驱直入，朱元璋阵营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想投降，要么丢弃南京。张士诚，最富裕，占领江浙财税重地，且深得民心。张士诚屡次出兵西征，在江阴、长兴一带跟吴良、耿炳文死磕，从东面威胁朱元璋。此外，臣服于元朝方国珍、陈友定在福建、浙江地区，也是虎视眈眈。察罕帖木儿、张士诚、陈友定、方国珍都算是“元军”。察罕帖木儿没得说，元朝的顶梁柱。张士诚反复无常，经常“投降”元朝，又扯旗自立，此时看到察罕帖木儿势力强大，又跟元朝眉来眼去。

1360年的局势，对朱元璋而言太险恶，他成了一个“饺子”，处在强敌的战略包围之中，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再也没有大明王朝。那么，朱元璋该如何破局呢？陈友谅是主要劲敌，必须进行决战，无路可退；张士诚没有目光，且军事能力一般，以防御为主。要跟陈友谅决战，朱元璋必须“解决”一件事情，就是主动向元朝“称臣”，稳住北方局势，为自己赢得时间。“枪打出头鸟”，只要不称帝，元朝一般都不会主动进攻。察罕帖木儿的战略重点在山东，他正在围攻益都，战况非常激烈。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北上，与察罕帖木儿进行谈判，表示对元朝“称臣”的诚意。《国初事迹》记载：“太祖闻李察罕帖木儿下山东，江南震动，遣使通好。”朱元璋确实有了“称臣”打算，想稳住元朝。《明太祖实录》则进一步确定，朱元璋就是“称臣”，却欲盖拟彰。如是说：“予观察罕书辞婉而媚，是欲啖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朱元璋雄才大略，审时度势，在最危险的时候主动“称臣”并不奇怪。我们都知道，唐朝初年，李渊、李世民为了赢得胜利，也是暂时对突厥称臣，还送了不少礼品，希望他们不要在背后捅刀子。得知朱元璋“称臣”，元顺帝非常高兴，立刻派遣户部尚书张昶南下，前往应天招抚朱元璋，授予他“江西等处平章政事”职务。张昶走海路，抵达方国珍领地，派人去联络朱元璋，告知朝廷的“美意”，等待答复。“称臣”只是权宜之计，是急于摆脱战略困境的需要。张昶到来，朱元璋并未跟他见面，而是在注视北方战局的变化，因为益都还在继续抵抗。如果察罕帖木儿真的横扫山东，然后南下围攻安丰，就只能委屈一下了。“天不负有心人”，朱元璋终于等来好消息：“察罕帖木儿轻敌，居然被田丰和王士诚设计干掉。王保保接管父亲的部队，又跟孛罗帖木儿闹翻，相互厮杀；元顺帝和太子争夺权力，王保保、孛罗帖木儿又选边站，元朝很热闹。”朱元璋闻讯大喜：“察罕帖木儿死了，真是天助我也，世上再也没有对手了。”察罕帖木儿死了，朱元璋的“称臣”自然没了下文，元朝的使团，除了张昶，全部被处死，朱元璋不想留下“降元”的痕迹。

张昶能力强，又熟悉元朝典章制度，是治国的行家，跟杨宪、胡惟庸、刘伯温关系也很好，得到朱元璋重用。但是，张昶看不起朱元璋，他“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想逃回元朝，朱元璋含泪处死他。察罕帖木儿被杀，王保保、孛罗帖木儿相互厮杀，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也是割据一方，不听调遣。更重要的是，元顺帝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奇皇后也在争夺权力，元朝自己在折腾，没精力去管朱元璋。时势造英雄，察罕帖木儿死后，朱元璋集中兵力在安丰之战打残张士诚，使其不敢在鄱阳湖决战时支持陈友谅。如此，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相继被平定，朱元璋控制江南，然后北伐中原，元顺帝逃走，大明建立，洪武帝大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