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皇帝钦点的南宋状元，曾为岳飞鸣冤，跟秦桧水火不容

南宋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是宋词中的精品，其“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之句，皆为宋词妙句，至今让人回味。

元朝脱脱在《宋史•张孝祥传》中评价南宋张孝祥说：“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南宋初，国策在战、和间摇摆，张孝祥既是主和派汤思退的门生，又是主战派张浚极力推荐的对象，两人先后出任宰相，脱脱此语的意思是，张孝祥出入其门，骑墻两顾，为时人所诟病。那么，张孝祥到底是一根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还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呢？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他出身于仕宦诗书之族，传说他是唐朝诗人张籍的七世孙，其父张祁，曾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等职。张孝祥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读书过目不忘，著文下笔千言。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他以殿试第一的好成绩高中状元。不过，说起他这个中状元的过程，还有一番曲折。

这年，张孝祥与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同科参加殿试角逐，秦桧作为宰相，其影响自不待言，那些考官几乎全是他的门生故吏，特别是会试主考官魏师逊和汤思退，更是秦桧党羽，唯其马首是瞻。所以，在乡试、会试中，秦埙皆列第一。殿试前，魏师逊和汤思退想给宰相一个其孙“连中三元”的绝佳喜讯，将秦埙列为第一名、张孝祥第二、另一考生曹冠第三呈报宋高宗审核。谁知，宋高宗看完考卷后，对张孝祥的文采和一笔颜体字惊叹不已，以“张孝祥词翰俱美”为由，将张孝祥拔为第一，钦点状元，曹冠为探花，秦埙为榜眼。这让秦桧非常不爽。

后来，张孝祥按惯例拜见宰相秦桧，秦桧在接见他时说：“皇上不仅仅喜欢你的策论，还喜欢你的诗和字，状元郎的策、诗、字，可谓三绝啊！”又问学谁的诗、习谁的字，张孝祥如实回答道：“本杜（甫）诗，法颜（真卿）字。”秦桧哈哈一笑说：“天下好事，状元尽占啊。”其羡慕妒恨之情，溢于言表。从此，秦桧对他再无好感。

在政见上，汤思退与秦桧相同，秦桧去世后，他出任宰相，走的是秦桧的老路，怯战主和。不过，汤思退任相期间，对张孝祥却格外眷顾，屡屡重用，先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不久出任地方大员抚州（今江西抚州）知州，此时，张孝祥三十岁还不到。

宋孝宗继位后，颇有抗敌振兴之意，大胆起用主战人士，罢免了汤思退，以主战派张浚为相。张浚非常欣赏张孝祥的胆识和才情，向宋孝宗多次荐举张孝祥，说他可大用，张孝祥先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随后被重用为中书舍人，又任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再兼领建康（今江苏南京）留守。当时，沿江一线的重镇都是宋、金军事斗争的前线，地位相当重要，非靠得住的重臣，是不可任为主要职务的，建康更是重中之中，可见朝廷以及张浚对他的信任。

从张孝祥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没有辜负朝廷和张浚。他年纪虽轻，但任过江浙、荆湖、广南等地六个州府的一把手；他资历虽浅，但在任上办事干练，雷厉风行，政声不俗。在抚州，他曾单枪匹马平定过兵乱；在建康，他治理水患，为民请命，帮助百姓平稳度过灾年；在荆州，他组织修筑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在平江、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他断案如流，“庭无滞讼”。按照他的才华和能力，加上不俗的政绩，出将入相指日可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乾道六年（1170），张孝祥因病去世，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真可谓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宋孝宗听说后，亦有“用才不尽之叹”。

脱脱评价张孝祥在主和与主战间骑墻两顾，不知来源于何事，或是不实之词。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其实也仅止于那次科考，彼时老规矩，考生对主考官皆以门生相称，张孝祥作为宋高宗钦点的状元，汤思退当然也会主动拉拢。但即便如此，张孝祥与汤思退之间，还是因政见不同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以张浚为枢密使牵头发动了恢复故土的“隆兴北伐”，北伐失败后，宋孝宗信心尽失，从此主和，再次任汤思退为相。汤思退上台后，马上指使御史弹劾主张北伐、并与张浚关系亲密的张孝祥，罢免了张孝祥的建康留守职务。倘张孝祥与汤思退是一丘之貉，他非但不会罢官，反而会随汤思退的重用而扶摇直上，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孝祥高中步入仕途后，曾为岳飞喊冤，请求朝廷为其平反，成为第一个为岳飞鸣冤，并要求平反的状元。据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附录的《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说：“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当时，秦桧还在世任相，此时上书要求为岳飞平反昭雪，无异于往秦桧脸上打耳光，内心若无坚定的政治主见，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的。

其实，要认识一个人的主观世界，或说了解他的政见，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他的文学作品，文如其人，文以载道，内心的表白是最不易伪装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虞允文在采石矶大胜金兵，时任抚州知州的张孝祥得知后欣喜若狂，挥笔写下《水调歌头》一词：“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这是多么激昂的斗志和爱国豪情啊。

“隆兴北伐”失败后，朝迁主和，张孝祥痛心疾首。当时在建康府，张孝祥宴请张浚等人，悲愤之际，即席写下《六州歌头》一词：“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他在词中严厉地批评了朝廷的苟安政策，表达了不能杀敌报国的悲愤之情。据说，张浚读至一半，便再无法继续下去，竟至“罢席而入”。

这样一位坚定的爱国志士，可惜过早地去世了，对国家和民族，亦不啻是一种损失，无怪乎宋孝宗有“用才不尽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