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征高昌国，奠定了统治西域的基础

唐太宗时期，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有一个叫高昌的地方政权，国王叫麴文泰。其实，开始是麴文泰和大唐的关系还不错，贞观四年，麴文泰还偕同夫人宇文氏一起到了长安，受到李世民的高规格接待，并赐其夫人李姓，册封为常乐公主。此后，双方关系比较融洽，西域的所有情况，麴文泰都及时向唐朝汇报。

可随着西突厥局势的变化，西域的大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影响到了高昌国对唐朝的态度。大约贞观二年前后，西突厥的老首领叶护病逝，他没有解决好继承问题，逐渐产生了以欲谷设和焉耆为首的两个派别。这两派的斗争持续多年，由开始的不相上下，逐渐转变为欲谷设壮大，焉耆萎缩的状态。而让李世民头疼的是，势力变强的欲谷设一派正是自己当初反对的，他们不但打败了焉耆还大有统一西域之势。

欲谷设势力做大之后，便插手高昌国的事务，并逐渐控制了高昌国的政局，他要求麴文泰共同对付焉耆和阻断西域与唐朝的往来通道。这些情况对唐朝震动较大，李世民赶紧派使者前往西域调解高昌扣留焉耆族人的事情，希望高昌放人。但此时的高昌国因为受到欲谷设派到高昌的阿史那矩的监控，不敢答应唐朝的要求，李世民了解情况后，就令使者点名让阿史那矩到长安商谈。阿史那矩却并未理会，同时，麴文泰经过仔细思考和判断，也下定了依靠西突厥，不惜得罪唐朝的战略决心。他甚至曾对唐朝的使者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意思就是咱们之间以后谁也不要管着谁。

麴文泰的这种态度受到三种因素影响：一是他认为西突厥力量比较强，威胁就在眼前；二是他认为唐朝轻易不会出兵，因为唐朝如果发兵在三万人以下，则不足以打败高昌，如果出兵太多，军需补给就会出问题，而且他还认为高昌面对唐军还有一道天险，就是莫贺延碛(著名的戈壁滩)，那里会令唐军疲惫不堪，高昌可以以逸待劳；三是鞠文泰认为自己有强大的西突厥做靠山，一旦唐军来攻，西突厥一定会出手相助，双方联手胜算很大，这也是各种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麴文泰的算盘打错了，因为他面临的对手唐太宗，是一位最出色、最有战略眼光的天可汗。面对麴文泰死心与唐朝作对的情况，唐朝内部产生了支持出兵和反对出兵的两种意见，虽然出兵开战面临着一定的实际困难，但唐太宗最后还是做出了坚决出兵的决定。为了做好与高昌和西突厥同时开战的准备，他一方面充分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令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将侯君集作行军大总管，牛进达、薛万均等为副大总管，还有总管多名。参战的军队总数大约二十万，除了府兵外，还有多民族兵种参战，有打先锋的薛延陀部，还有阿史那社尔率领的突厥兵以及契苾何力统率的铁勒兵等。另一方面他发布了精心准备的《讨麴文泰诏》全篇都是历数麴文泰的罪行，提到西突厥也只说，麴文泰挑拨了西突厥的内战，结论还是要惩罚麴文泰。这表明讨伐麴文泰是中国的内政，是皇帝对丧失臣节的臣子的讨伐，不是对外战争。言外之意，是不希望外人插手。

军事行动一开始，西突厥首领欲谷设派人侦察到了唐军的实力，也了解到了李世民的决心，这迫使他在唐军到达之前，竟率部提前向西逃跑到一千里开外的安全地带。唐军到后，西突厥留守在可汗浮图城的将军投降。麴文泰听说唐朝大军已经越过大戈壁出现在伊吾，紧张万分，一口气没上来竟死了。

麴文泰一死，他的儿子麴智盛请求侯君集饶恕，侯君集要其投降再谈，可麴智盛不想就这么投降，于是侯君集展开进攻。在侯君集的大军中，专门有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先到达哈密，用天山上的树木作材料，制作了很多攻城器械，现在终于用上了。麴智盛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投降。

李世民平定高昌国，以其地设西昌州，不久改为西州（本土州，也称“正州”）。西州是唐在西域设立的重要正州，它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西域地区正州的设立，开启了中央与西部关系的新篇章，是清建新疆行省的直接渊源，不但为唐统治西域提供了坚实的基地，更为后世治理西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此可见，今天新疆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然不能忘记唐太宗当年平定高昌国的那场正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