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这里的“国宝”是借鉴日本的用法。日本将重要文化遗产定为“重要文化财”，对其中更加珍贵的精品，则定为“国宝”。古籍也是其中的一类。中国的古籍，传统上只有善本和普通本的区分。近年文化部颁布了数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量已超过一万种，在珍贵程度上不免略低，实在不足以形容像单疏本《周易正义》这样善本中的善本、精品中的精品，故以“国宝”称之。

所谓“单疏本”是经书文本版本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传统的十三经及其注释的构成主要有“经”、“注”和“疏”三种，“经”是经典原文，“注”解释“经”，“疏”解释“经”和“注”。只有“经”的本子称“白文本”，有“经”和“注”的称“经注本”，三者俱全的称“注疏本”。此外有一种以“疏”为主，对“经”“注”只摘引首尾几个字的本子，即“单疏本”，也是“疏”最初写成时的本子，如这部《周易正义》，唐代孔颖达撰成时即单疏本。

这部书能称国宝，不外乎两点，一是内容好（文本版本），二是品相好（实物版本）。从传统的观点看，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以经部为首。经部以十三经为核心，十三经以《周易》为首。《周易正义》堪称首上之首、重中之重，其内容之重要不言而喻。从实物版本来看，传世十三经注疏，以宋刻单疏本为最古最佳，版本学界早有定评。而这部宋版，天壤间仅存一部，想不成为国宝都不行。因此民国时大藏书家傅增湘第一次见到此书即惊为“旷世奇宝”。待得到此书后，他兴奋地写到：“双鉴楼（傅增湘藏书楼）中藏书三万卷，宋刊秘籍亦踰百种，一旦异宝来归，遂巍然为群经弁冕，私衷宠幸，如膺九锡。”得到这个“异宝”高兴得像“膺九锡”。“膺九锡”就是加九锡之礼，是古代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曹操封魏王时就赐了九锡礼。得到九锡礼，下一步就是当皇帝了。可见傅增湘有多高兴，可见这书有多宝贝。

这样的宝贝来到人间历练，免不了被人觊觎、争夺，从而上演一出传奇。此书元代为易学名家俞琰收藏。明代曾经大才子唐伯虎收藏，有其所题“吴郡唐寅藏书”六字。清初入大藏家季振宜之手，其后归嘉庆、道光时期的地理学家徐松，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向徐松借此书校勘，并撰题跋一篇。后来又归湖南著名书法家何绍基。这几位名家的收藏、题跋，都为这件宝贝增添了光环，使其愈发耀眼，惹人注目。

清朝末年，这书归了国子监丞徐坊（我的师祖刘乃和教授的外祖父）。在这位徐监丞的家里，国宝的故事开始上演。徐监丞去世后，他的儿子徐钟蒧想谋一份职，就托柯劭忞（二十五史中《新元史》的作者）向潘复（曾任北洋政府总理）求助，就以这部宝贝书为礼物。大约柯先生面子很大，潘复很看重他。所以他当面一恳求，潘马上就答应了，当场给徐先生安排了很好的职位，甚至柯都没来得及将宝贝送出去。这位柯先生心也够大，事后居然也就忘了送了（真的么）。不过这事徐先生并不知道，他还以为因送了书才找到了好工作呢，所以免不了跟人念叨这部书。于是圈子里很快传开了，都知道这书到了潘家，纷纷问他借书看。潘说没有，人家就责怪他讳莫如深，弄得潘总理没办法，只好赌咒发誓表白心迹。

国宝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柯家，却因此上演了更加精彩的故事。原来柯家的公子柯昌泗与夫人关系不好。这位夫人出身名门，是薛福成的小女儿，比较厉害。以至于柯老先生竟然想让儿子离婚，拜托徐森玉先生宴请法律界的名流商议此事。大家都觉得不好办，劝阻了老先生。有人就劝柯昌泗与夫人分居，取了个小妾。小妾后来生了儿子。柯老先生知道儿媳妇厉害，恐怕将来儿子的小妾分不到什么家产，于是就把这部宝贝书给了这个小妾，说：“将来把这部书买了，也够你儿子的教育经费了。”柯老先生去世之后，徐森玉先生跟柯昌泗打探这部书能否转让，柯昌泗说书在妾处，他也看不到。再三商量，柯昌泗才约了徐森玉与其妾面谈，定了一万三千元的转让价。徐森玉时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就想让北平图书馆收了这部书。图书馆有委员会，主席为陈垣先生（刘乃和教授的恩师），拿了这书请陈鉴定，陈认为不必花这么多钱买一部《周易》，坚决不主张买。陈垣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家，但他更多着眼于内容，对这种以实物版本见长的书不太感冒，也在情理之中。徐森玉没办法，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去找傅增湘，傅氏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去筹借。筹足钱之后，找了个日子，在一家外国餐馆与柯昌泗及其小妾三面交清。

傅增湘得到此书后，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知道了，很想得到这部书，跟傅增湘商量了很久，最后借去影印，这就是1935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本。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隶属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桥川即该会负责人。后来傅增湘将此书以三万三千元高价卖给了银行家陈澄中，据说是自来宋本售价最高者。陈澄中的书1949年以后随主人流到香港，周恩来指派郑振铎组织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收购字画、古籍等文物，此书终被收回，入藏北京图书馆。而负责收购陈氏藏书者，即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陈垣先生当年不让买的书，最终还是买进来了。此书原来的主人徐坊曾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副监督，没想到他的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工作的图书馆。

顺便说一下，前面说这部书内容多么重要，主要是从研究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的。如果除掉这一点，要说这书对今天的普通民众的为人处世、对治国理政有什么指导意义，怕也说不上。十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大概痴迷于南皮张氏所云“从小学入经学，则其经学可信；从经学入史学，则其史学可信”，对经学颇有兴趣，尝手抄《周易》一过，并按照朱子筮卦的方法，将六十四卦的各种演变反复演算，算出各卦出现的概率。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周易》本经只是卜筮之书，《十传》稍微有些形而上的意味。两千多年来，无数的先贤并没有从中找到能使这个国家通往光明大道的法门。相反，《周易》倒成了神秘主义的源头、中国迷信学的不祧之祖，至今仍是各路妖孽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法宝。我们要走向光明大道，要越过国家现代转型的鸿沟，实在没必要再去《周易》里面摸什么石头，而置别人架好的桥不走。当然，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周易》的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一般人实在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也可以翻一翻，但不要期待从中翻出什么微言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