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楼楚馆，眠花宿柳”，古秦淮有什么魅力让文人流连忘返？

唐末诗人杜牧曾赋诗《泊秦淮》，以此讽刺士大夫阶层不思江山社稷，醉生梦死于歌舞酒色，留下千古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笔下的“商女与后庭花”正是唐朝晚期秦淮两岸“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靡写照。秦淮，作为历史有名的烟花繁盛之地。自先秦时期，越国大夫范蠡选定长干里为中心夯土筑成，此后数千年，秦淮成为“歌舞与美酒”“女人与文人”的聚集地。

客观地说，礼仪规制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秦淮绝非良人可居之地，往往是王公贵族和红尘女子欢愉的风月场所，抛却家庭责任、忘去君王嘱托，以歌舞笙箫肆意挥霍着有限的生命。类似杜牧这种有家国情怀的人自然对此嗤之以鼻，然而秦淮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繁华不衰，更得多的是拥有大批量的文人支持。那么问题来了，饱读诗书、通晓六艺的文人为何痴迷于这块世俗之地。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

歌妓，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群体，她们拥有令普通良家妇人羡慕的容貌和才艺，同时也有着令人同情的遭遇。她们或是家道中落的名门之后，或是身遭变故的大家闺秀，亦或是家境贫寒卖身青楼的农家姑娘，总之最终的命运都是过着迎来送往、强颜欢笑的生活，如同灵魂与身体产生游离，逐渐地丧失本我的一类人。

文人与歌妓的交集恰在于此。他们从歌妓的身上，看到抑郁不得志的自己。感觉自己侍奉君王，如同小妾侍奉夫君那般无微不至，换来的却是君王的冷漠和贬斥。皇帝的喜与怒决定着自己的去与留，与秦淮歌妓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受制于滚滚红尘的摆布，出奇地相似。无法令君王回心转意的失落感，投寄到秦淮歌妓身上时，那些文人找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唐末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的名篇《泰娘歌》，便是以秦淮歌妓泰娘为主角，用细腻真挚的文笔，将一代传奇歌妓泰娘与两个文人的爱情故事，两个知音相继离世，泰娘如同失去主人一样，生活无的放矢，只能选择“更洒湘江斑竹枝”。刘禹锡闻说此事，不禁感慨万千。因为此时刘禹锡被皇帝变出朝堂，无限的忠君报国之志，却不能让君王回心转意，与泰娘失去知音的痛苦如出一辙。

“有时醉里唤卿卿”的爱慕

文人最大的秉性是多情，次之是怕老婆。所以，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提到，“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冓有违言，损其誉望也”。说的是封建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普遍怕老婆的现象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可是文人又难以抑制自己的多情，往往三五成群相约秦淮，寻求精神知己成为生活一大乐事。

起初，文人士大夫只是抱着舒缓生活压力的目的，长时间与胭脂水粉厮混在一起，不免会日久生情，所以历史上流传着大量文人与歌妓的故事。辛弃疾曾有一位名唤卿卿的小妾，按照宋朝的规矩，文人士大夫购买小妾有一定的服务年限。卿卿的服务期满，即将离开时，辛弃疾专门找人为她作画，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辛弃疾醉酒后，还经常念叨“卿卿”的名字。

比起辛弃疾，北宋有位词人更加有魄力，他居然敢于宋徽宗争女人，此人便是周邦彦，与他情投意合的女人是李师师。周邦彦已经六十岁时，有幸结识李师师，周邦彦的才，李师师的情，双方结合到一起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一曲《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说尽世间文人与歌妓的爱情故事。

读史君认为：一边是看似曲高和寡的道德文章，一边是有伤教化的靡靡之音，中间是文人与歌妓的觥筹交错。红尘之中，秦淮河畔。有多少绝代佳人埋没于此，有多少风流才子醉倒船头。与其说秦淮是纸醉金迷的风月场所，不如说是文人与歌妓的谈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