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拆零卖 小伙被炸伤 细致取证据 获赔39万元

本文转自：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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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 庄毅雄

上海三石律师事务所 吕达夫

上海在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已有多年，虽然过年的气氛似乎越来越淡，但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火灾和伤害事故也的确大为减少。

而在市区还可以随意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不少因此引发的伤害事故，比如我们当年曾经代理的这起……

新店开张

燃放烟花惹祸

2009年末，一个自称被烟花炸掉左眼的男子邓新安找到我们，咨询索赔维权的可能性。

据他介绍，2009年10月24日晚，朋友的新公司要办开张喜典，他被叫去帮忙，并从街边的一家烟酒经营部买了4个独立包装的烟花。

没想到在点燃其中一个的引信后，烟花立刻被引爆，猛烈的火花扑面而来，躲避不及的他顿时被击中。经送医治疗，他的左眼被摘除并安装了义眼，后经司法鉴定评定为七级伤残。

自己刚届而立之年，却因为事故失去了一只眼睛，邓新安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事后他了解到，肇事烟花原本是一整套的，由10个相似的烟花组成，编号为1至10，称为“十景套装烟花”，但说明书只放在第1号的包装箱内。

说明书中强调，燃放者应购买全套十个烟花，将1至10号烟花依序连接引信，然后点燃第1号烟花。而肇事烟花为10号，引信最短、引燃时间也最短，这就是烟花点燃即爆的原因所在。

问题是，由于销售者将一组烟花拆零售卖，而生产商又未在每个包装箱内放置说明书，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口说无凭

起诉尚缺证据

根据邓新安介绍的情况，我们认为销售商和生产商对这起事故都难辞其咎。

作为销售商的烟酒经营部应该知道“十景套装烟花”的燃放方式，却为了便于出售将本应整套一起出售的烟花分开出售，并且不告知消费者燃放方式，致使邓新安在点燃10号烟花后，避让不及遭受伤害。因此，销售方应当担责。

而生产商明知分开包装的套装烟花可能被单独销售和燃放，却没有在每个烟花内放置说明书，没有履行新型高危产品的合理告知义务，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问题是，此时邓新安除了残存的烟花包装箱以及医院治疗单据外，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烟花的来路。

而一旦起诉，法院审查的是“证据”，而非邓新安一方的“说法”，况且作为销售方的烟酒经营部可能采取抵赖的方式撇清责任。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诉讼中，证据就是确保最终取胜的“粮草”。因此我和同事决定，当务之急是赶紧取证！

未雨绸缪

制定取证方案

我们初步调查后了解到，本案中作为销售方的烟酒经营部还牵涉复杂的承包关系，也就是说，该经营部既有登记在册的经营者，也有实际负责经营的承包人。

而从当天购买烟花的情况来看，卖烟花给邓新安的是一个叫“江亮”的人，他给的名片上标注其为“主管”。

问题是，店方遭起诉后完全可以否认有个叫江亮的员工，进而否认曾卖过烟花给邓新安。

另外，由于这个小经营部的发票制度并不健全，开给客户的都是从别处弄来的假发票，因此发票上的开票单位并非该经营部，这也成了事后他们可以抵赖的点。

为了将上述对我方来说的证据缺陷全部弥补起来，形成一条牢固的证据锁链，我们两位律师一起制定了详细的取证方案，并反复作了论证，对取证工作作了分工。同时对取证时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也事先准备了应对策略。

证据到位

正式提起诉讼

在几天之内，我们两位律师和邓新安的朋友或单独、或结伴，多次到这家烟酒经营部进行取证。当然，此时我们并未打草惊蛇。

经过多日的努力，我们的取证成果颇丰。

由于邓新安购买烟花时现金不够，曾押了身份证在经营部，我们便在交钱拿回身份证时顺便做了录音取证，并取得江亮写的一张收条，既能证明江亮是当天销售烟花给邓新安的店员，又能证明邓新安曾购买肇事的烟花。

由于该经营部开具的是另一“综合商店”的发票，我们多次去购物并开具发票，同时做了录音，取得了相应的证据。

另外，我们还从工商、消防等部门取得多份证据，以确认该经营部的业主和承包人究竟为何人。

在被告明确、证据确实的情况下，我们这才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烟酒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邹国顺、业主洪晓芳和生产烟花的礼花厂赔偿各项损失46万余元。

产销两方

都欲撇清责任

在庭审中，被告方果然先祭出“抵赖”这一招。

烟酒经营部的业主洪晓芳表示，她的经营部是承包给邹国顺经营的，邹国顺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她并不知情，经她了解，邹国顺在2009年没有销售过邓新安燃放的“十景套装烟花”，因此他们不应担责。

而被告礼花厂则辩称，肇事的烟花是假冒产品，并非该厂生产，因此他们不应担责。

为此，他们出具了当地工商、安监等部门的“证明”，其中工商部门的证明中称：近几年来，礼花厂多次反映在上海等地发现假冒其烟花产品的情况，要求查处。经查情况属实。

当地安监部门出具的证明则表示，该礼花厂未生产和销售过如附照片所示的烟花产品。所谓“照片所示”，即肇事烟花的包装照片。

假冒与否

成为交锋关键

由于对销售环节的调查取证十分扎实，因此我们着重针对厂方的辩解进行了驳斥。

我们认为，我方的举证已证明肇事烟花的包装上印有被告厂名、厂址和商标，我方已尽到举证责任。

而从被告礼花厂的举证来看，相关内容似乎都是该厂撰文，当地相关部门确认“情况属实”，是否真的属实存在疑问。

安监部门只监管烟花的生产环节，如何证明该厂“未销售过”肇事烟花？安监部门也没有真伪鉴定的权利和职责，凭什么鉴定肇事烟花为假冒？

依照常理，真伪鉴定必须对实物进行查验，怎能凭“照片所示”判定真伪？

为此，我们还提交了网上查到的新闻作为证据，根据新闻报道，被告礼花厂确曾生产过“十景”烟花，并发生烟花伤人事件。

作为消费者，因所购烟花的质量问题导致受伤，当然有权要求产品上标示的厂家担责。烟花作为特殊商品，其品名、包装经常变换，只要一批烟花卖完不再生产或换了包装，厂家就能以“没有生产过”作为卸责的理由（因为市面上难以再买到），这对消费者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法院判决

赔偿39万元

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细致的审理后，于2011年7月作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书中确认，销售商将10个一组的组装产品拆零出售，而10号烟花的封闭引信线中间又接出一根较短的点火引线，足以使燃放者认为点燃该引线亦可以安全燃放。故销售者没有成套出售，使产品存在缺陷，应当担责。

邹国顺作为烟酒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洪晓芳是经营部登记的业主，其虽不实际经营，但其以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将名下营业执照出借给邹国顺，故其应对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但法院认为，对于肇事烟花包装上印有生产商为某礼花厂一节，该礼花厂已能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排除了自身责任。

在此情况下，原告仅提供部分该厂生产的烟花的负面新闻报道，并未能进一步举证肇事烟花的生产者，故其要求礼花厂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难以采信。

法院一审判决，由销售商邹国顺承担全责、赔偿39万余元，业主洪晓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由于未能确认生产者的责任，因此原告邓新安不服提出了上诉，而被要求担责的邹国顺同样不服判决，也提出了上诉。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烟酒经营部承包经营人邹国顺，此时才想到将责任往厂方身上推，在二审中要求改判烟花的生产商承担赔偿责任。

但二审法院审理后，于去年11月底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烟花的缺陷是由销售者的不当销售行为（分开销售）所致”，且“不能确定涉案烟花由被告礼花厂生产”，因此仍旧只要求销售方担责。（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