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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啊,那可是晚清时候顶顶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四大中兴名臣”里排第一呢。他搞出了湘军,靠湘军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下去了,就这么把大清王朝从快完蛋的边缘给拉回来了。清廷封他做“毅勇”侯,让他当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还做武英殿大学士。他死了以后呢,又被追赠为太傅,谥号是“文正”。这人是那种文能让国家安定,武能抵御外敌的全才,《清史稿》里就说,打中兴那会儿起,就他这么一个厉害人物。
曾国藩一辈子都信奉、弘扬程朱理学,让理学的经世致用之处得以强化,使理学不脱离实际,能为现实所用,把理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增强了。梁启超说他“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方面都不朽,所取得的成就从古到今都没人比得上”,之后好多历史名人像蒋介石之类的,都把他当作“国人精神的典范”。要是没有“天津教案”这档子事,曾国藩就够得上“名垂千古”,成为历史上毫无瑕疵的完人了。
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把天津甚至全国的民众都给得罪得够呛,大家心里都老大不满呢,全都说那是胡扯,压根儿就不信。就连曾国藩以前的朋友、手下的官员,也一天好几趟写信来质问他。这案子一了结,曾国藩就被国人骂成卖国贼了,挨了好一顿痛骂,“卖国贼”这顶帽子就这么扣到曾国藩脑袋上了。京城的湖南老乡更是觉得这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
曾国藩彻底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成了被众人骂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自己也表示,“天津教案”这事儿让他“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只能引咎辞职,灰溜溜地离开直隶了。
“天津教案”是咋回事呢?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时候,天津出了好些个拐骗儿童的案子,老百姓就猜疑这事儿跟法国天主的育婴堂有牵连。
1870年6月21日那天,天津的地方官去教堂查问拐骗小孩这案子,打算把涉案的嫌疑人、教民王三带走。可教堂里的法国传教士呢,不但把罪犯藏起来,还朝着聚在教堂周边的群众挑衅,这就引得好多民众去围攻教堂了。
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呢,他让清朝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去镇压。崇厚就按他说的派兵去保护教堂了。可丰大业觉得崇厚派的兵太少,镇压得不给力,心里特别不爽。他就气呼呼地带着人跑到崇厚的衙门,举着枪朝着崇厚就开枪,虽然没打中,可那嚣张的气焰简直了。
法国领事侮辱中国官吏还枪击人家的事儿很快就传得人尽皆知。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中国小孩,因为天儿热,瘟疫又到处肆虐,死了好多。教堂办事不妥当,死了的小孩尸体就那么暴露在野外,民间都在传“神父和修女拐走孩子,还挖眼剖心”呢,几千个气愤的老百姓就聚到街上来了。
丰大业在大闹崇厚衙门后回领事馆的路上,依旧特别骄横。当时有民众聚在那儿,他那秘书西蒙挥着利剑在前头开道。等碰到天津县官刘杰的时候,丰大业又开了一枪,把刘杰的随从给打死了,西蒙还朝着群众开枪呢。
群众实在忍不下去了,一下子都冲了上去,把丰大业和西蒙给打死了,还烧了法国在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洋楼呢,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教士十多个,另外还打死了其他国家的教士和商人共七个人。
事情发生之后,法、英、美、俄、德、比、西这七个国家联合起来。它们一边给清政府施加外交方面的压力,另一边把舰队都集中到烟台和天津的港口那儿,对清政府吓唬说要打仗。要是清政府不答应列强提出的各种要求,列强就要把天津变成一片焦土。
清廷慌了神儿,一边让各地好生保护教堂,压制群众,防止类似的事儿再冒出来,一边打发当时做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到天津去查办。
曾国藩开始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呢,第一步就赶忙贴出了《谕天津市民》的告示,把天津老百姓正当的抗议活动说成是不法行为,还严禁天津百姓再闹事;第二步呢,把犯了法的教民和跟案子有关的拐犯都给放了,在给朝廷上的奏折里还替法国传教士说话;第三步,为了巴结西方列强,到处搜捕参与“天津教案”的老百姓;第四步,判了20个相关老百姓死刑,25个人流放,还把天津的知府和知县给撤职流放了;第五步,拿出49万两银子作为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的钱,还派崇厚去当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曾国藩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完全站到侵略者那边去了,完全跟天津的老百姓作对,基本上没跟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据又有节制的抗争,列强那些无理的要求他全接受了。
曾国藩在官场混了那么久,政治上很是老到,为啥他宁愿把全天下人都给得罪了,也要完完全全站在洋人的那边去处理“天津教案”呢?他是不是有啥说不出来的苦处啊?
阶级属性。曾国藩靠着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起家,他杀人无数,把那些反抗阶级压迫的穷苦老百姓看得像草一样轻贱,从来都不会心软,大家都管他叫“曾剃头”。这就是曾国藩的政治态度,所以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他很轻易就把反抗的民众定义成“暴民”。对付这些所谓的“暴民”,曾国藩心里有数,有办法、有手段,轻而易举就能搞定,根本不会好好去听穷苦大众的想法,更不会站在民众这边考虑事情。
自我保全嘛。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廷跟西方列强打仗就从没赢过。道光、咸丰、慈禧掌权的大清朝廷,特别怕那些列强,就跟怕老虎似的。中英鸦片战争一失败,清朝廷就拿禁烟的大英雄林则徐开刀,把他革职查办了,还发配到新疆伊犁去效力赎罪呢,这就是道光帝对待抵抗列强的官员的态度。
1857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又来攻打广州了。叶名琛呢,他既是两广总督,还兼任通商大臣,他带着自己精心训练出来的民团就开始反击,可把英军揍得不轻。但毕竟人家人多啊,最后英军还是打进广州城了,叶名琛就这么被俘虏了,被押到英国的“无畏号”军舰上,然后被送到印度去了。在军舰上待了48天以后,又被押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叶名琛可不想受辱啊,就绝食,最后死了。等他的尸体被运回国的时候,咸丰帝这个统治者啥恩典都没给,他家人只能草草地把他下葬了,那场面可凄凉了。
曾国藩向来擅长窥探人心、琢磨上头的意思,他心里当然很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在处理洋务的时候,他把不惹恼洋人、不挑起和洋人的冲突当作首要任务。这样一来,他在处理教案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站在洋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这也就很好理解了。
太着急可不行。说实在的,天津的老百姓说法国传教士拐骗孩子、残害孩子,可经过查证,这事儿不是真的。但天津老百姓轻易就相信了谣言,还把外国传教士、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商人给杀了,这可是事实啊。按照咱中国一直以来“欠了债就得还钱,杀了人就得偿命”的老规矩,为了让各国不发火,防止打仗,牺牲当地的老百姓和地方官员这种处理办法,也只能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办法了。就这事儿来说,曾国藩的处理也没有啥大错儿。
曾国藩引咎辞职之后,清廷就又让李鸿章去处理“天津教案”。跟曾国藩比起来,李鸿章的处理结果就只有一处不一样,那就是把20个人的死刑改成了16个人死刑、4个人缓刑,其他的结果一点儿都没改。为啥能改判4个人缓刑呢?还不是因为当时俄国只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偿命。就像李鸿章说的:“就咱中国现在的实力,肯定不能轻易打仗,只能一命抵一命来把这事儿了了。”
外国传教士老在中国的地盘上,借着“传教”这个合法的由头,欺负当地老百姓,啥坏事都干,老百姓早就对这些“传教士”恨得不行了。曾国藩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没把“天津教案”和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没照顾好民众的民族情绪,也没考虑到天津老百姓愤怒的心情,就想着快点把事情平息下去,解决和列强的矛盾,太心急了。
背锅这种事啊。看最后的处理结果呢,曾国藩那么做啊,显然是伤害到了天津的民众,甚至是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不过,就这个处理结果而言,全都得怪曾国藩吗?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里记着一份朝廷给曾国藩的谕旨,在这谕旨里给曾国藩提出了这样的办案要求:
不管怎么说,和局是应该保全的,可民心更加不能失去。曾国藩啊,得好好去体会大家的态度倾向,从全局去考虑谋划,让老百姓心里服气,这样才能让国内国外都安稳啊。
很显然,清朝政府让曾国藩得照顾民心,还得绝对保证和平局面。外国列强军事威吓的时候,清廷表面嘴硬,说什么“要是洋人还有要挟、吓唬人的话,曾国藩必须坚持正确的言论,依据道理反驳,这样或许能打压敌人的气焰,壮大国家的声威”,态度很强硬。可之后呢,清廷又好几次给曾国藩下谕旨,让他“根据情况考虑,来保全和局”。
曾国藩心里很清楚,国家实力不行,也知道清廷向来的行事风格。要是真跟外国人强硬起来,一旦打起来,国家得遭多大罪,自己又会有啥下场,这都能想得到。思来想去,曾国藩也只能挑好欺负的来,当个和事佬,牺牲老百姓和地方官员,把外国列强的火给灭了,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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