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推恩令”与华夏大一统的实现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平定南方百越，自此完成统一大业，华夏大地进入君主时代，严格上来说，秦始皇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还有一个卫国没有被灭，并不是秦始皇不想灭，而是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没必要，秦二世上位后没有再客气，直接就将卫国去根了，所以某种意思上来讲，秦二世更算是完成了统一，即便是这样，大秦帝国也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这从秦始皇去世仅仅几年的时间，庞大的大秦帝国就被重生复辟的六国力量推翻来看，大秦帝国统一的根基并不稳，六国并没有彻底被灭，而且六国的复辟和分裂力量还相当强，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华夏统一进程的对抗者和颠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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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后期开始，随着秦国日益强大、统一进程的展开，而先后被灭亡的六国此时也已经埋下了试图复辟的力量，这些复辟力量不仅包括了残余的六国王族、贵族和将领，也包括了原先六国统治下的普通百姓，严格上来讲，这种“复辟力量”不在于武力，而是六国遗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齐国的百姓，历史上曾先后被燕国、秦国和项羽征服过，但他们骨子里依然认为自己是齐国人，这就为后来齐国多次重生奠定了基础，“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虽然凄美，但却是齐国人顽强追求复辟的体现，那么，六国的复辟力量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实现真正的消亡，华夏大地统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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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秦始皇肯定没有做到，西楚霸王项羽更是一个逆流，他不仅没有实现统一，更是加速了分裂，汉高祖刘邦是不是做到了呢？从历史事实来看，他也只是完成了三分之二，秦朝灭亡后，项羽进行了逆历史潮流的“大分封”，基本上重新恢复了战国时代的六国，而且还多分封出了汉王、河南王、雍王、塞王、九江王、殷王等十二个王，项羽的分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六国复辟的希望，同时也加剧了华夏局势的混乱，不过项羽也有少许积极作用，那就是打破了六国旧王族独占为王的企图，好几个出身底层的将领也成为了王，从而贯彻了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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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邦消灭项羽后，又先后铲除了多数异姓王，这些异姓王不仅有齐国、赵国、韩国的旧王族，也有像韩信、彭越、英布、陈豨等这样的汉军将帅，项羽和刘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六国王族的传承，也严重削弱了六国复辟力量的旧有认同，而对于六国复辟力量而言，王位的法统是非常重要的，是复辟一个诸侯国的号召核心，因此，最优选的是六国旧诸侯王的直系后代，其次是六国王族的旁系后代，例如楚国复辟时的楚怀王，韩国复辟时的韩王成和韩王信，赵国复辟时的赵王歇，魏国复辟时的魏王咎和魏王豹，他们都是旧楚王、旧韩王、旧赵王、旧魏王的直系子孙，基本上都是公子身份，另一方面，像齐国复辟时的田儋、田荣、田横则是旧齐王的旁系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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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六国的王族法统被打乱后，这些复辟力量很难再依托这些旧王族时，他们退而转为依靠楚汉的封王，比如曾当上齐王和楚王的韩信，还有燕王陈豨、梁王彭越、赵王张耳等人，势力较大的韩信就多次被人鼓动反汉自立，他们其实就是旧六国复辟力量开始转换形式的一种体现，但是，当后来的汉朝异姓王多数被铲除后，各地诸侯王都变成了刘氏子孙时，这些复辟力量是否消失了呢？没有！这些旧有的“六国认同”又开始将希望寄托于这些刘氏子孙身上，最终的产物就是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几乎重现了秦末的分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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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六国复辟力量并不在乎对“一家一姓”的忠诚，而是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诸侯王姓什么、是谁都无所谓，这点我们从齐国的君主变迁过程就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从西周到春秋时的齐国君主是姜姓，战国时期则换成了田姓，楚汉争霸时又由韩信充当，韩信被杀后又变成了刘姓，即使是身为皇家同姓同族，齐王系的几个诸侯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依然是参与“七国之乱”的重要成员，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对六国复辟力量进行“釜底抽薪”彻底铲除，就不可能消除这些势力的分裂倾向，汉朝同样也无法完成华夏真正的统一，尤其是民族意识上的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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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最终打破旧有割分思想，完成华夏民族大一统的是汉武帝，他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实行了“推恩令”，“推恩令”表面上看似乎是分割了各地诸侯的王权，将各诸侯国逐步“碎片化”，并没有直接削藩，但实际上却是变相剥夺了各诸侯的军政权力，仅保留了他们的经济权，自汉武帝以后，这些地方诸侯逐步被演变成架空的虚职，不再是地方豪强，此举也基本上破除了各地百姓对诸侯的依附关系，也让普通人失去了“忠于诸侯”的法理基础，让“忠于朝廷和皇帝”成为普通百姓的最终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六国复辟力量最终成为了“无源之水”，无人再有大的作为，最终这些复辟势力彻底退出历史，华夏民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