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巨变：周孝王继位与司马迁的记述之谜

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乐，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坏的，因为可以减少内部争权的消耗。

周初开始，到西周中期之前一直都是传位嫡长子，但在西周中期却迎来巨变：周懿王去世后，继位的不是太子姬燮，而是叔叔姬辟方——周共王弟弟，史称“周孝王”。

周孝王继位后，励精图治，一度中兴西周，扭转了此前不利局面，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不过，周孝王去世之后，王位又传给了周懿王的儿子姬燮。

问题在于，如此有作为的君王，按理说史书上应浓墨重彩，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却一笔带过，仅有“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这一句，基本可以提炼为“孝王立、孝王崩”六个字，那么司马迁为何如此着墨？

孝王为何能够篡位？

周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到了西周中期，这一制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在宗法制度森严的西周，姬辟方为何能够继承王位，成为违背祖制之君？

其实，姬辟方能够继承王位，主要还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一个王朝经过150余年之后，往往就会开始衰落，西周也不例外，《史记·周本纪》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讽刺）”。

以考古发现的青铜铭文来看，周懿王时因为王朝衰落导致一些旧有的礼仪被打破，比如《訇簋》中诸侯入宫朝拜时仅有“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佑訇”，却没有具体的礼仪过程，此前君王的都有详细过程。还有簋盖、同簋铭文显示，原本宣读册命是史官，但周懿王时却是本人。因此，综合各种信息可知，《訇簋》异常记载应该是朝拜过程不合礼，故而含糊其辞，省略了过程，但“不合礼”会不会引起部分大臣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竹书纪年记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也就是说为了躲避狄戎入侵，周懿王迁都槐里。放弃都城，导致统治阶层利益和尊严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只能让更多的大臣心存不满，后世王朝迁都时也会遇到纷争，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姬辟方图谋王位，无疑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故而竹书纪年记载“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所谓“携德”，当然是一种政治用词，因为姬辟方继位不合礼，因此只能说“天下有德者居之”，以此证明继位的合法性。

史记为何一笔带过？

在宗法森严的西周，虽然政治环境利于姬辟方继位，但他最终能够打破祖制，真正成功继位，也说明了他的能力出众。

事实上，从先秦史书记载看，周孝王能力的确出众，整顿了国内、解除了外部威胁，比如竹书纪年上有“五年，西戎来献马”等，一度中兴西周，最终他死后谥为“孝”正是对其在位时期贡献的最好总结。

其中，周孝王封善于养马的非子于秦（今甘肃清水县境），为周附庸（大夫），号曰秦嬴。因此，吞并六国的秦国，始兴于周孝王时期，此后迅速发展，在两周交替之际正式封国。

但问题是，既然周孝王功勋卓著，可谓一代英主，那么司马迁为何似乎有意回避，对于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丝毫未曾涉及，只是“孝王立、孝王崩”？

周本纪里，司马迁明显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周朝历史，而儒家本身支持周礼、支持嫡长子继承制，况且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而杀掉太子刘据，引发内部大乱，导致当时儒家更强调嫡长子继承制，或许因此司马迁对违背祖制的周孝王，就没有过多着墨。反过来说，如果隆重宣扬周孝王，岂非鼓励后人篡夺王位、导致内部大乱？

当然，司马迁初心可赞，但这一写史态度利弊参半，至于究竟如何，留待后人评说吧。

余论

周本纪里，对一般的君王，司马迁是一笔带过，但对两类人浓墨重彩：一类是贤圣君主，比如文王、武王、成王，还有类比君王的周公，展示他们仁义道德、宏图大略、经营之术的古代政治家形象；一类是昏庸暴君，比如厉王、幽王等，展现的是昏庸暴虐、刚愎拒谏导致亡国或悲剧下场。

显然，如此对比宣扬的是仁义兴邦的儒家道理，具有很强的教导意义，劝导君王仁义，的确更利于国与家。

因此，司马迁如此记载周孝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未尝不是最道德的选择。总之，对于历史人物的选择，不能简单的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或许站在历史的背景之下看待才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