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野外”写诗

杭州日报讯 杭州从来不缺诗意。20多年前，一群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人，创建了“野外诗社”。他们多数人曾在浙大求学，毕业后因为对诗歌的挚爱聚到一起。

纯粹、独立、沉静，是他们的写作主张和生活态度。在宝石山上读诗，在青芝坞里论诗，在网络上挥斥方遒，这是独属于21世纪青年的文学风景。

如今，“野外诗社”依旧坚韧地存在，并在全国享有知名度。或许只有西湖的群山才能以柔和宽大的胸怀，接纳一群自带“野气”也冒着烟火气的青年诗人。

今年3月，我去莫干山参加了一场纪念海子的诗会。

是夜，数十人围坐在民宿外、篝火边，朗诵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30多年过去，海子留下的这些诗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从1995年读高中时正式发表第一首诗算起，我的“诗龄”已有整整30年了。

但如果不是在“野外”，我不知道现在我还会不会写诗。

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野外”这个词

“野外”，是一个诗歌群体。它的诞生，源于一个电话。

2001年8月，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突然接到正在浙大读哲学硕士的江离的电话。他问我还写不写诗，建议一起“做点事”。

我和江离大学里是同一届，宿舍也对门。但他是哲学系，我是中文系。大学四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只是文学社要出刊物、举办文学大赛了，我向他约稿，然后给他送刊物和获奖证书等。

这个电话迅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欣然说：“好啊，有机会再邀请几个诗友一起办个诗刊。”我向他介绍了同一届的浙大校友炭马、飞廉。

炭马是中文系的，和江离一起踢过球。飞廉是城市规划系的，与我们住同一层宿舍楼。

不久，还在浙大读大二的学弟古荡和毕业于南昌大学的楼河也加入进来。至此，“野外”六位创始人就这样确定了。

我们形成共识，要办一本面向“新一代”优秀诗人的刊物。大家想了很多名字，都不满意。

一天晚上，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野外”这个词，马上打电话给江离，江离也觉得不错。我在内部论坛一说，没想到大家都赞同。刊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野外”，寓意独立、纯粹、安静。延伸开去，就是“安静地写诗”。我们对当时充斥诗坛的浮躁与功利很反感，特别是大行其道的“口水诗”，不仅扭曲了诗歌的本来面目，也误导了外界的看法。

“安静写作”的主张，得到了许多诗人的赞同。“第三代诗人”代表、黑龙江大学教授张曙光称赞：“野外”的年轻诗人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相互切磋

见证“野外”诞生的诗人泉子、方石英，随后也加入了诗社。

“野外”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它更像一个交流平台，大家在一起阅读和谈论诗歌，相互切磋。

在写作上，我们有相近的审美趣味，又有不同的表现风格。泉子比我们年长几岁，他的诗简洁通俗，充满思辨性，“一个人从人世间走过/他留下的/是被别的眼睛忽视的/是被别的耳朵拒绝的/是被别的嘴唇/没有说出的”。

江离早年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废址》：“……这一夜，我们在一个小旅馆落脚/疲劳像洪水般流经，我们蜷缩在/自己的梦中，见到我们要找的地方/只是一个干燥的火柴盒”。

楼河的诗富有想象力：“站在镜子里梳头，坐在/一朵花上看风景/喝下了树林里的晓雾……”

炭马的诗拥有天真的品质：“我，一个爱数星星的孩子/打开门，一个人站到夜空下/举起小小的双手/在指间细数幸福……”

飞廉擅于将古典意象融入当代表达，他的《白乐桥饮酒》自成一派：“泉子如袁中郎/趣高而寡酒/江离病中，苏轼在远方/今夜，飞廉喝酒最多/他自诩周公瑾/以酒为剑/他击退了曹军的百万虚无”。

古荡少年老成，大三时写出了让人惊讶的《一生》：“环城西路86号，离城市8.6公里/它并非我的目的地/为了经过这里，86分钟被我离弃……”而我喜欢从日常生活入手，追求“少即是多”的诗歌艺术：“黄昏，你的厨房明亮，丰满/但不适合弹琴，跳舞/有时候，你轻唱民谣，念《金刚经》/或扭腰锻炼身体/你有多欢喜，世界就有多美好……”

差异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氛围，我们保持各自特点，又互相启发。而且，我们对生活与写作都有一致的理解，那就是：纯粹、独立、沉静。

我们的诗歌沙龙，一些年长的作家、诗人也会来“凑热闹”

除了在网络上交流，我们逐渐意识到，还需要有线下的交流，在固定的时间聚会，切磋诗歌技艺。

2003年11月，“野外诗歌沙龙”开张了，每次探讨一位国内外重要诗人的作品，并不定期举行诗歌专题活动。2008年5月19日，我们联合杭州市作协举行了“向西五千里——杭州诗人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现场募集了数万元支援汶川地震灾区。因参加的人数超出了预期，我临时去附近的文印店加印资料。店主听说是公益活动，坚持不收复印费用，让人感动。

沙龙最初两年，举办地点在文三路的“枫林晚”书店。后来移师到文三西路的“纯真年代”书吧，每次都会碰到熟悉的作家、诗人。我们在三楼举办沙龙，一些年长的作家也会来“凑热闹”。

书吧的女主人朱锦绣，得空就坐在一边，一会儿看我们打印出来的诗歌，一会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年轻的脸。朱老师的先生盛子潮，当时是浙江文学院的院长，只要他在，笃定会捧着一个装满黑啤的大酒杯走上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再后来，“纯真年代”书吧搬到宝石山腰，我们有了面朝西湖品读诗歌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采取主持人轮值制，除了交流诗歌，每期主讲一个诗歌主题。热爱古典文学的飞廉主讲过陶渊明，炭马主讲过“诗人与自然”，作为日常沙龙主持人的江离主讲次数最多。盛子潮老师对此很感兴趣，表示有机会也要当一回沙龙主持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安排。2013年8月29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盛子潮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野外”构成了一个纯粹的文化符号

随着沙龙的持续举办，参加的诗友更多了，包括潘维、胡澄、余西、游离、任轩、道一等。“野外诗群”逐渐形成。

“野外”坚持多年，《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都推出了“野外”诗人专辑。2012年9月，《野外》创刊十周年，浙江省作协和浙江文学院举办了“‘野外诗群’研讨会”。活动当晚，杭州市作协又举办了“‘野外’十周年诗歌朗诵会”。

诗人、教育家黄纪云不仅资助了多期刊物以及出版《野外七人诗选》，还邀请我们一起创办《诗建设》，至今已出版36卷。

2016年3月，运河边的拱宸书院挂上了“野外诗社”的招牌。那天，“野外”24位成员来了21位。

如今，“野外”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已构成纯粹的文化符号，让爱诗者收获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也缔结了珍贵的友谊。

炭马说，“野外”是一座青山，当我们为喧嚣所苦、为世俗所累，就漫步其间；我们并不一起呐喊，但每一个人都发出了独特的声音。

飞廉说，等我们老了，一起到乡下租一块地，盖个平房，种菜，养花，读书，写诗，永远在一起，和诗歌在一起。

这是十分浪漫的事，已得到多位“野外”同仁的响应，我也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