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三国刘备之“仁”声远著

较之曹操，刘备可以说是仁声远著，与曹、孙相比，他在这方面受的称赞是最多的，而且不但是臣下称赞，朋友称赞，就是敌方之人对他的“仁义”、“仁厚”，也是衷心承认，他在为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史载刺客为何不刺而去的原因曰:“旱时人民饥懂，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茛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也就是说，刘备是以他的全力保卫人民的安全，慷慨好施的行为和礼贤下士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仁义”的名声。正是这样，才会使他仁声远播，也才会使他在寓居荆州数年，离开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在曹操大军紧追在后，荆州百姓十余万，辅重数千辆，使得大军行军速度仅“旧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弃民众而逃的情况下，他所说的那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名言，更使得千古以来无数人为之击节，赢得了多少人心!

正是由于此，陈寿在《先主传》中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晋人习凿齿更是对刘备称赞有加: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缪抚寒含寥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但也就是这个以仁著称的刘备，仍然也有“不仁”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取益州时对刘璋的背信弃义。

刘备之所以欲取益州，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决策，图生存求发展的重要步骤。这在汉末军阀混战局面下，无可厚非。但在刘备那里却成了一个难题——刘璋并非无道之主。在汉末大乱时期，与诸多军阀相比，刘璋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他的不足主要在于“性宽柔，无威略”，对他带到益州的旧部侵暴益州土著“不能禁”，引起了土著地主与外来者的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刘璋闇弱”，是说他处理政治不行，不能守住益州这个“天府之国”，并非说他昏庸无道，这同吴人张磻说刘璋“愚弱”的意思一样。但张磻的评价因为不牵涉到为刘备出谋划策，所以显得客观一些，其云:“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宋襄公、徐偃王，均是历史上的所谓欲行仁义而力有不逮者，所以刘璋也可以勉强算得上个“仁主”，而后来法正、张松叛刘璋，受到世人批评，也是这个原因。

史载:(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刘璋能怜悯百姓伤于战乱而放弃一己之富贵权势，其仁也可与刘备媲美。但他既然是个“仁主”，这对刘备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刘备一直以仁者自居，那么，“仁者”去抢“仁者”的地盘，岂不是大谬!所以当他在荆州，庞统劝他夺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就义正辞严地说道: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刘备此言,带有几分自豪,也带有几分无奈。自豪的是他自身的宽、仁、忠已为世所公认;无奈的是也为此受到了束缚,不能随便丢掉这个本钱,“以小故而失天下”。这个难题,庞统用“权变”理论为他作了开脱。他说:“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权变理论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话大意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遵循道;可以一起遵循道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通达权变,把每件事都干好。共学、适道、立、权,一级比一级难,一级比一级高,通达权变是最难的。能否用权,当否用权,关键在于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也就是说要从正确的目的出发,根据具体的时势和条件来决定所要采取的政策策略,而不要拘泥不化,死守所谓的“仁义之道”。只要目的正确而高尚,结果好,手段狠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这就叫“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庞统在此大讲这个理论,就是要说服刘备在汉末乱世中,要像春秋五霸那样,通过兼并弱小国家,攻灭暴君的政权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达到目的后,再来补偿过失,大讲仁义。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

在三国时期,权变学说可以说为很多人肆行谲诈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根据。所以庞统一用权变理论开导刘备,刘备立即欣然接受,而且在他入蜀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把他的“仁义忠信”抛到了九霄云外。先是来了个上表“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把刘璋哄得心花怒放,大失戒心;在刘璋给了他众多军资,叫他去打张鲁时,他又驻军葭萌,按兵不动,专心于“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最后又采纳庞统计策,假托荆州紧急,急欲回军,诱杀刘璋大将杨怀、高沛,还向成都,可以说是把权诈表观得淋漓尽致。在涪城举行的酒宴上,他表观得异常高兴,对庞统说道:“今日之会,可谓乐矣!”而且在心有歉疚的庞统说出“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的话后,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刘备急于立足,事属可谅,以诡道成功,也尚情有可原。但他攻伐无罪之君,自比圣王,又颠倒黑白以饰其非,从儒家伦理道德上看,这恐怕就不能称为“仁”了。当然,刘备此时是喝醉了,但这种酒后所吐的真言,可以反映出刘备人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中,被当时的形势所迫,他也只能走上“以力假仁而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