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袁氏家族是怎样强盛的？

东汉末年的袁氏家族因为出了袁绍和袁术而广为人知，但事实上袁氏家族早在袁绍和袁术之前就已经十分强盛了。袁绍和袁术都是利用了家族的人脉和资源在乱世中顺势而为，然后才割据一方的。

一个家族能够孕育出两个强大的割据势力，袁氏家族的强盛可见一斑。那么袁氏家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袁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和走向强盛的原因。

累世经学使得袁氏家族代代为官

在两汉时期，经学和政治权力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缔造者，就是皇帝。在皇权的推动下，研习经学成为了士大夫阶层入朝为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由此可见，经学对入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层的普遍认识。毕竟金银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但是如果能够研习经书进入仕途的话，不但自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还能让整个家族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既然研习经学已经成为了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那么自然就会得到世家大族的充分重视，经学的研究也成为了世家大族世代传承的重要资本。累世的经学研究通常会让一个家族几代人接连入仕，形成了累世的官僚家族，于是大家族在传承过程中越发根深叶茂。世家大族视经学研究为家族立足之本，这种现象在西汉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到了东汉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大家族都有自己所研习和传承的经学。

袁氏家族传承的经学是《孟氏易》，《易》其实不是占卜术和普通的哲学，而是当时所盛行的天道和天人之道的根本来源。士大夫们对经学的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政治和家族秩序服务的。大家族教授后辈子弟经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政治人才，而当时政治人才的衡量标准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袁氏家族研习《孟氏易》入仕可以追述到袁安的祖父袁良。袁良因为研习《孟氏易》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入朝担任过中书舍人。袁安少年时期得到了袁良的真传，继续修习《孟氏易》，后来担任过司徒。袁安的儿子袁京在前两代的基础上作《难记》三十万言，极大地发展了袁家的家学。另一个儿子袁敞则担任过司空。袁京的儿子袁彭、袁汤继续子承父业，其中袁汤历任要职，还担任过司徒和太尉。

到了这个时候，袁氏家族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之后袁汤的儿子袁逢又担任了司空和执金吾，位极人臣。从此袁家有了四世三公的美名，声望达到了顶点。而袁逢正是袁绍和袁术的父辈。

袁氏家族靠着经学起家，通过传承家学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成为了经学世家中的资深家族。依靠着这个资本，袁氏家族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尊重和皇室的看重。而研习经学除了扩大了袁家对外的影响力，还对其自身的素质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累世经学的熏陶一方面培养了袁家子弟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他们的价值观。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又体现为袁家子弟的政治才能。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在风云诡谲的官场屹立不倒，家族成员自身的素养非常重要。

比如袁家第一个出任三公的人——袁安。他在京城为官十年，用法严正，通过整顿吏治在朝中积累了大量的声望。

在君主制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在皇权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而在袁家经学的研究中，最核心的就是忠君思想。袁安则是将之加以推广使得忠君思想得到发扬，这一点契合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自然能够得到皇室的看重，袁安也由此成为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位列三公的人。他所取得的政治地位为家族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其后代对家学的传承则使得袁氏家族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试想一下，哪个皇帝不喜欢宣扬忠君思想的家族呢？

经学的传承虽然让袁氏家族兴旺发达，但也为其套上了一副枷锁。通过对经学累世相传的认识，我们可以知道，世家大族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和皇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深层联系。因此在后来汉末的乱世当中，世家大族对皇室都有着非常纠结的情感。他们一方面想要摆脱皇权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家学文化和传统思想始终束缚着他们，使世家大族无法摆脱君臣之义。

对待皇权的仿徨，使袁氏家族错失了利用皇权的机会。袁术出于对皇权的渴求而急于称帝，袁绍则因为担心皇权的制约而没有迎奉天子，他们都没有妥善地处理好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地主阶级出身的曹操却没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因此可以当机立断，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将皇权当做自己手中的工具。或许这也是后来袁氏军事集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强大的家族凝聚力使得袁氏家族在乱世中发展壮大

家学和权力的薪火相传是世家大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的家族等级观念特别强。家族的力量不仅可以恩泽后代的，更可以招揽人才。袁氏家族几代人都有高官，因此门生故吏遍及天下，袁家在这些人当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这些人团结在袁家主要成员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颇具能量的政治团体，从各种方面影响着朝政。

世家大族不同于一般的权贵。在两汉时期有许多权贵盛极一时却又很快衰弱，原因就在于这些家族只靠一两人支撑门户，一旦核心人物故去，家族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而世家大族最重视传承，每一代都有杰出人物入朝为官，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建立了庞大的智囊团来为其服务。一方面他们拥有官位和权势并以此来吸引人才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智囊团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世家大族和政治权利产生了强相关，经过数代人的发展，就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凝聚于家族中的力量正是袁绍和袁术的割据势力在成立初期产生强大政治号召力的原因。

东汉末年，袁氏家族的内部因为理念的不同产生了分流，但是这种分流却增加了袁氏家族的抗风险能力，使得袁氏家族一方面保持了经学世家的门风，另一方面又能在乱世中与群雄争霸，割据一方。

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

袁闳是袁氏家族中研习经学的“清流”，他没有和袁逢等人一起在乱世中争权夺利，对袁逢、袁隗的馈赠也没有接受，而是广收门徒，推广经学。这看上去非常清高，但是袁闳所传授的却是袁氏家族的家学——《孟氏易》，他的门人弟子从此之后都被打上了袁氏门徒的标签，极大地扩大了袁氏家族在经学界的影响力。

因此无论是在朝的袁逢还是在野的袁闳，他们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层面为袁氏家族的发展而做出努力。

袁闳虽然不接受袁逢的馈赠，但是他却依然是袁氏家族中的一员，会得到家族的保护。而他的“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的行为，也使得家族文化得以传承，并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

袁氏家族家大业大，分枝众多。家族的凝聚力在乱世中虽然一再受到挑战，但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又总是会团结一致：

比如袁术和袁绍的虽然谁也不服谁，但是袁术在称帝无望的时候，还是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袁绍身上，希望袁绍能够将汉朝取而代之。事实上不止是袁术，袁绍的从弟济阴太守袁叙也曾寄信给袁绍:

“今海内丧乱，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

这些袁氏家族的成员在地方上都非常有实力，也具有一定的野心。虽然他们自己不能取得天下，但还是希望最终代替汉朝的是自己家族的人。最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团结在袁绍的身边，共创霸业，袁氏家族的凝聚力在此时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世代高官使得袁氏家族底蕴深厚

世代高官是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本质特征，比如张酺、韩棱、周荣等人的家族。张酺官至太尉，他的后人张济、张喜皆官至司空，位列三公。韩棱的父亲为陇西太守，而韩棱官至司空，他的儿子韩辅官至赵国相，他的孙子韩演官至司徒。周荣属于袁安门生，借助袁家的声望起家，官至太守，他的儿子周兴官至尚书郎，孙子周景官至太尉，曾孙周忠也是官至太尉。另外同样以经学起家的杨震家族从杨震到杨彪，四代人中都有人出任太尉，和袁氏一样都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

袁安凭借着办事能力和高尚的品行而得到皇室的重用，袁安死后，和帝追思袁安的节操，启用了袁安的儿子。袁京，袁敞等袁氏子弟在皇室对袁安的恩泽下受到了庇护。

皇室与世家大族之间有着微妙的利用关系，皇室希望能通过对忠臣的宽容和恩泽其后人来笼络人心，培养自己的亲信。袁氏家族的家学以忠君为主要思想，因此是皇室很好的选择。所以才有了袁敞担任司空，袁汤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司空、司徒、太尉等高官，之后袁逢又担任司空，袁隗担任太傅，由此可见皇室对袁家的重视和信任。

但是由于世家大族的发展来源于皇权，因此也会对皇室产生依赖，这种依赖感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了保证皇室和当政者的信任和维护家族的声望，世家大族需要低调做人并保持从政的清廉之风。比如袁彭官至光禄勋却生活朴素，穿粗布衣裳，吃的饭食也不精细，为人非常低调。袁闳虽然对政治不满，但只是以隐居来逃避。参与政治的袁隗也是小心谨慎，中常侍赵忠跟袁隗说袁绍结交豪杰，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袁隗听了之后就把袁绍招来斥责了一顿，让他不要出头冒尖。

另一方面为了获取皇室的支持，世家大族需要保持与皇室的意见统一，凡事顺势而为。袁氏家族虽然出了很多高官，但是也同样需要谨小慎微，不敢过分高调。始终保持着与皇权的一致，才使得袁氏能够累世高官。袁家人宦海沉浮数代人，他们看到了许多达官显贵因为与皇权的冲突而被贬，比如李乔。也看到了许多人因为投靠皇室而飞黄腾达。因此袁家在“站队”这种事情上非常敏感，他们深知应该如何选择才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使得家族得以长久地屹立于朝堂之上。

到了东汉末年，皇权已经不能正常行使其权利，当权者往往不是皇室中人，政局的动荡使一些大家族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只能寻找在权力体系中最有权势的人进行投靠。

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袁氏家族也开始对当权者妥协，即便当政者不再是皇室。而原本袁家家学所主张的忠君思想，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可见乱世中袁家人也学会了变通。他们选择与当权者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当权者给袁家权利和地位，而袁家则成为当权者治理天下的左膀右臂。

袁氏家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再加上袁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汝南，靠近颖川和南阳一带，这一区域的士族子弟在东汉末年非常活跃，并有着汝颖多奇士的说法，而袁氏家族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

一方面袁家的家风和家学提高了袁氏子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使他们成为乡里的榜样。

另一方面由于袁家的家学契合了皇室的利益，长久以来被皇权树立为榜样。这样的社会环境为袁氏形成广泛的人脉关系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此时公辅者，或树私恩为子孙计，其后累世致公卿。”

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袁氏家族利用自己手中特权来扩大影响力，又通过家族的影响力来为家族子弟的入仕铺平道路，使得后辈的家族子弟官员辈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袁氏家族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

袁氏凭借四世公辅的优势使得自身的发展紧紧与政治联系起来，在朝堂争斗之中袁家始终能独善其身。

汉和帝之后，汉朝的朝局开始了外戚和宦官的交替掌权的局面。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袁氏家族内部也开始分流：袁闳兄弟三人隐居不出，传承家学。而袁汤一脉则顺势而为，在乱世中为袁家争取飞黄腾达的机会。

袁汤在桓帝初年就成为了司空，他因为议立桓帝之事被册封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在朝堂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事实上在议立桓帝之事上朝廷中分为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党争，朝廷大员更迭频繁：

毒杀质帝的梁冀任命“司徒胡光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光为司空。”

在“议立桓帝”这场激烈的政治的斗争中，太尉李固和杜乔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们代表了传统的世家大族的立场，和皇室站在同一阵营，坚持要立德才兼备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不向权臣梁冀的势力屈从和妥协。而赵戒和胡光却最终没能守住自己的理念，拜倒在梁冀的权威之下，因而得到了保全。

这场争斗中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人便是袁氏家族的袁汤。按照正常的思维去判断，以袁氏家族的家学和门风，袁汤本应该与李固和杜乔站在同一阵线，拥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坚决反对毒杀先帝的梁冀把持朝政，祸乱朝纲。但事实上袁汤却一直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他既没有和李固杜乔一起为皇室抗争，也没有像胡光和赵戒那样做了叛徒。但是他却最终因“议立桓帝”一事而封了安国亭侯，在朝廷的官位也是稳稳地位列三公。

由此可见，袁汤在梁冀毒杀质帝和“议立桓帝”这两件关系国体和百姓命运的事情上选择了明哲保身。他对梁冀的擅权和专横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面对两派的争斗，他也只是冷眼旁观，始终站在中立的位置，以自己的隐忍和沉默换取了家族地位的保全。

明哲保身的这一特点到了袁汤的后代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袁成与权臣梁冀交好，他的提议梁冀往往都会听从，以至于当时京师流传这样的一句谚语：“事不谐，问文开”，文开就是袁成的字。

袁逢和袁隗当朝时则与宦官关系密切：

“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袁赦与袁隗同宗，所以“以逢、隗世宰相家，惟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袁家人先是迎合当权的梁冀，而后又与当权的宦官联合。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的东汉末年，袁汤这一脉人逐渐摒弃了家学中的忠君思想，开始迎合时势，不再与普通的士大夫一样批评时政，而是积极地成为掌权者的外援。

到了灵帝时期，外戚何进掌权。袁绍、袁术及其叔父袁隗与外戚何进关系密切，并一起密谋诛除宦官，因而得到了何进的重用。何进让袁隗辅政，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袁术为虎贲中郎将。这两个官位使得袁氏家族在后来的乱世中能够很快地获取兵权，并割据一方。在乱世中顺应时势，让袁氏家族迅速发展壮大，从众多的世家大族之中脱颖而出。

结语：

袁氏家族以经学起家，由于世代研习《孟山易》而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和经学界的推崇。崇尚忠君的他们成为了皇室树立的典型，从袁安担任三公之职开始，袁氏家族利用权力和家学逐渐发展壮大。

袁家人行事低调，在盛世他们迎合皇室，皇权衰微之后则开始迎合掌权的外戚或者宦官。袁氏采取这种顺应时势的姿态，让家族得以累世高官。在这个过程中袁家不断地积聚家族能量，到了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门生故吏已经遍及天下。他们麾下的门客、部曲众多，在战时能够迅速地组建起武装力量。这些在朝野的声望和在地方上的实力都成为了袁氏家族日后割据一方的重要资本。就是在这样的积累和变通之中，袁氏家族逐渐强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