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仁德居然连敌国都能感动?

其实，自从澶渊之盟开始，宋辽两国君主在国葬时互致哀悼，在讣告时掉几滴眼泪本就是外交惯例，要说这里有什么真情实感就太天真了。如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崩逝消息传到辽国，辽圣宗同样是：

“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同样的，辽圣宗去世，仁宗接到讣告也是下令：缀朝七日，汴梁城中禁止娱乐，百官穿丧服哀悼，因为宋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兄弟之邦。

宜特辍视朝七日。兼禁在京音乐七日。辍视朝日为始。其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宜令转运司遍牒。限指挥到。亦禁乐七日。择日备礼乐举哀成服。宜令太常寺详定以闻。

然后辽帝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话话细想也有问题。仁宗在位确实是42年，但宋辽之间没打仗的时间可不是42年，如果从澶渊之盟开始算应该是59年了。

在这59年里，两国边境上也不是那么安定，特别在仁宗在位期间，由于西夏叛乱独立，辽国趁火打劫，对宋朝发出战争威胁，逼着仁宗把岁币增加了六成。

而仁宗也不可能对辽国有好感，为了防备辽国，不得不全国大扩军，仅在河北就增兵20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冗兵冗费问题，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宋朝政府财政支出的八成也用于军队，到而这其中的大头，无疑都是用来应对辽国。

如此现实冷酷的宋辽关系背景下，辽国皇帝会为宋仁宗去世流泪?恐怕了解内情的宋朝士大夫自己也不信吧。

所以这种文人笔记，我们现代人看要多一个心眼。后世美化仁宗的文字很多，但我们追究下去，会发现作者多半有个共同点：反对熙丰变法。

如《邵氏闻见后录》主要信息来源是邵伯温，邵伯温本人和反变法的司马光有交情。在书中他完全站在反变法一派说话。后世多认为他的书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

像《邵氏闻见后录》这类美化仁宗的书，在熙丰变法时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美化仁宗的事迹就此流传，原因很简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丰变法，针对的就是仁宗在位42年期间的弊政，而反变法派为了打击变法，就必须美化仁宗在位时期的政策。

仁宗在世的时候，其实在大臣中的评价并不高，北宋的三大弊端：“冗官冗兵冗费”都和他脱不了关系。

如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选人但无过疚，无不转官。官冗如此”。

苏舜钦则上书指责他执政无方乱花钱，三司计度经费比以前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用度不明”到仁宗驾崩时，国库几乎耗尽。连国葬都捉襟见肘。

司马光则直接指责，宋朝“冗兵”就是仁宗造成的，仁宗中期为了应对西夏和辽国的军事压力，大举募兵，结果军队规模虽然扩大，但却多而不精，战斗力反而下降。

可等到宋仁宗去世，王安石变法开始，这批旧党士大夫的态度很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069年，旧党范纯仁不满宋神宗驱逐反对变法的台官刘琦，拿宋仁宗来说事，说宋仁宗是个好榜样，有“纳谏“的美德，言下之意要神宗学习。

可如果我们翻出1061年欧阳修上的折子，就会发现当时仁宗对不合心意的谏臣同样不手软。

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佑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

旧党成员张方平更是睁眼说瞎话，为了劝阻神宗不要用兵西夏，居然说仁宗时期虽然打西夏失败，丧师数万，但“海内宴然，民无怨言”，因为“满天下知道仁宗爱好和平，鬼神也体谅皇帝的不好战之心”。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欧阳修是怎样描述被西夏荼毒后的河东，陕西惨状的。“骨肉流离，田园荡尽”。

司马光对仁宗的一个有名的评价是：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意思是自己过的俭朴，但对身边的宫人和亲近大臣赏赐很丰厚以致到了没原则的程度，说白了就是妇人之仁——他的仁厚仅限于身边人，对自己看不到的则没有什么同情心。

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

但另一方面，宋朝军民却没从仁宗的慷慨中得到什么好处，几十年后宋神宗特意提到仁宗时对宋夏战争中流血功臣的军人赏赐太薄，受重伤也只给2000钱实在太过分了。

“庆历中，西方用兵，刘平、葛怀敏失律;士卒死伤数万;方赠官;超绝推恩;子孙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伤才得钱二千，何其薄。”

仁宗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个好人，耳根软，对身边人宽容。但他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就是缺乏大局观，只要惨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就不加理睬，所以作为皇帝来说，称不上是明君，最多算是守成之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