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聊唐代对宋代秩序的影响

如果暂时忽略“唐宋变革说”具体内容，即暂时忽略唐代为中世之终结，宋代是近世之发端，唐末至五代为过渡性阶段。单独审视唐宋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诸多层面的变化，唐宋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前后相续的变化。宋代社会的形成，更确切地说，宋代社会国家秩序的“果”，需要溯源至中晚唐、五代寻“因”。

一、唐代对宋代秩序的影响

大体而言，唐代对宋代秩序的影响，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其一是唐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在古代中国，土地制度基本上决定着国家、社会的秩序。其中，土地兼并情况，为攸关社会稳定之要因。

在隋唐时代，其税制之根本，仍以北魏“计口授田”的均田制度为依据，均田制同样是唐代田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是唐朝社会稳定能够实现的重要支撑。至唐中后期，均田制度已被破坏摧毁，均田制的破坏，导源于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之弊，体现为破坏维系社会稳定的“制民之产”这一基础。然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提议下，两税法颁布施行，这表明均田制的瓦解。而均田制的破坏，成为中晚唐社会失序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影响。合而言之，唐代政府设置藩镇的本意，目的是为拱卫中央。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藩镇并未构成割据的危险，甚至一些割据的藩镇，亦不敢不仰赖唐王朝名号，以行其事，唐名臣李德裕曾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此语即凸显了这一点。

藩镇割据之祸起自王仙芝、黄巢之乱后，藩镇割据与叛乱是失序的体现。藩镇叛乱的大量出现，不仅使得地方土地兼并日愈严重，引发诸多矛盾，同时也导致中央权力再难及于地方，所谓“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即成尾大不掉之弊。其又与政府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国库空虚等互相作用，进一步瓦解着唐王朝的社会国家秩序。唐懿宗朝的检校工部尚书刘允章在奏疏中批评彼时的社会，谓之有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藩镇不朝、广建佛寺、贿赂大行、长吏残暴、赋役不公、食禄人多，输税人少等“九破”，这表明晚唐时期社会失范的严峻状况。

在此情况下，唐末农民战争成为李唐灭亡的前奏。王、黄农民运动败后，唐僖宗惩“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审问出身官宦而被迫委身为黄巢姬妾之人：“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回应：“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朝廷的治理无能和秩序失范，导致无法因应来自基层的动乱，从而引发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嗣后，军阀朱温灭唐自立，即是统治阶层内部瓦解的表现，由此进入历史演进过程的五代十国，同样延续唐代晚期藩镇割据的总体模式。

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延续

五代可以被视为唐王朝藩镇割据和唐后期政治的延续。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运动被镇压后，中央政府更为虚弱，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封王。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今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着中原地区，历经了五个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权。这些政权的开国之君，多为前朝方镇。这些政权连年征战，已无力统一整个国家，因此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藩镇的治理依从武力而非文治教化，而藩镇的产物——五代的纷乱——同样笃信武力，而非文教。

五代国祚既短，所历五代十国几乎无能享国日久者。在此五十多年间，一直干戈相寻，国家社会秩序遭受严重挑战。钱穆将中晚唐称为“大时代的没落”，而其至五代，则是“黑暗时代之大动摇”时代。中唐以后，一则以中央的宦官专权，朋党争权，一则以地方的藩镇割据，逐渐衰乱。及于五代十国武人秉政，在国家和社会之治理中，强于对武力控制机制的崇尚，而疏于从社会制度层面着手治理。

李昌宪先生把中晚唐到北宋前期的二三百年动乱，称为“又一个南北朝”。的确，崇尚武功、贬抑文治，成为乱世保身的首选。五代后汉武将史弘肇就曾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毛锥子安足用哉。”其贬抑文治，固然有武将身份的视域之限，三司使王章虽以“无毛锥子，军赋何从集乎”反驳，但其以“毛锥子”（即毛笔）之用只为集军赋，显然对文治的认知尤为不够。这表明，五代的政治治理，几乎全以武力的强弱为参考标准。武人以骑射杀戮为荣，故而轻视文人、文教，贬抑气节，怠惰鄙夷礼法。

武人当政的跋扈表现为武夫悍人对文教的轻视，武人“类以威骜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及于为政之时，则往往“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而文士此时的处境往往“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因此，在政治治理上，显然缺乏接受文治教化手段的可能。五代官员为政手段的变化，其实也是导致秩序紊乱的重要原因。文治教化因战乱而表现出在治理领域某种程度的缺席和退场。

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忠义观念淡薄，父子惑于名利彼此相残，叛国弑君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知识人忠义观念淡薄，本自唐朝中后期衰乱就已经存在，而至五代为甚，“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这种缺气节、寡廉耻的风气，最终导致权力集团争斗的加剧和社会的破坏。

以上对中晚唐、五代社会失范的分析，其目的在于说明：宋代政治秩序的建立与失范，不是孤立、凝固、封闭的结果，而是与前代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果从这种相关性看，唐宋必然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具备“变革”的性质。不过，若是从唐、五代与宋存在的多个层面的重大转变，“变革”之说，又可存续。简而言之，唐与宋在诸多方面存在“连续—断裂”的整体倾向。其中，宋代的秩序问题，必与前代的唐、五代相关。

三、宋朝的冗官

宋代的衰微，有其内外因素。其中，内外因素又相互作用，形成宋代的冗兵、冗费、冗官（吏）之弊。先说冗兵。有宋以来，受唐末藩镇割据积重难返之弊，又加以外寇持续逼迫之危，导致统治层对军事武备、兵权执掌的重视，并不讳莫如深。

在宋初，常备军队不仅未能逐渐减少，反而日渐增加。刘敞曾言：“太祖时兵十二万，太宗时十八万，章圣（真宗）时四十万，今（真宗末）遂倍之。兵在精不在众，冗数坐食，非计也。”至仁宗庆历时，此种情况又每况日下，其兵又几倍增多。曾公亮记之曰：“自庆历以来，既广招募，又升厢军为禁军，凡总一百余万，然而用之罕闻成功者，非独将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尔。不精之由无他，在乎多而不得齐一也。”从太祖开国时的十二万军队，至北宋仁宗、英宗时期，已经发展至一百六十万人。

军队多数为招募饥民而来充实的厢军，其战力不足自不待言，而“罕闻成功者”已为时人注意，且常备军队耗费甚巨，渐使财政亏空，更甚者，厢军壮大，“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耕者胥老弱”，长此以往，“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即是青壮年充实厢军，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减产，所谓“农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战未胜”，为时大患，而“农少则田或未垦，兵多则用常不足，故储蓄空虚而聚敛烦急”，最终诱发的是“民利尽归于国，国用尽入于军，所以民困而国贫”，形成了军队的冗员和极弱，也造成了国家、人民的贫穷，其由此“贫、弱”情形，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在另一方面，宋以文治国，取代五代抑文之策。重文的倾向，实自宋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就已表现出来。从“武”到“文”治理方式的转向，暗示宋朝的实质掌舵者，从武人身份向政治人的转变。文治是为改变宋初武人执政仅“以吏道闻”而“寡学术”的求治方式之弊，然而宋朝的统治者矫晚唐、五代之弊太过，以文治天下，武功战力下降是其弊之一，前已简言。而文治太过、缺乏进取，且文官集团成员的骤增，同样构成国家财政的压力，形成社会秩序不稳定因素。

北宋前期，冗官之弊已为士人注意，有人指出其情况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同时期的包拯也曾言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仅九千七百八十五人，至包拯时已增至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冗官不仅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相互推诿、人浮滥政、旷职废事，直接导致财用的靡费，维系庞大官僚系统所需财政，则导致民人所缴赋税也间接增多。

总结

此外，宋代一直存在的“兼并”与“田制不立”之弊，尽管王明清“不抑兼并”一语尚不足为证，然而，宋代的豪强兼并问题，仍是影响宋代社会经济、政治与国家秩序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之一，因而既成为农民战争“均平”的口号，也是官僚士大夫经常讨论的话题。此种困顿状况，成为了士大夫拯救生民的出发点。身处渐失其序的儒家知识人，从困顿的社会出发以寻疗治之方，首要便是从理论上进行回应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