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远小人：《出师表》中诸葛亮的人才观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这掷地有声的二十字时，他不仅为后主刘禅勾勒出一幅治国路线图，更揭示了一个政权存续的根本法则。这份写于公元227年的表文，是丞相北伐前对年轻君主的谆谆告诫，其中特别提及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贤才，要求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这些被点名的人物，绝非偶然出现在诸葛亮的政治遗嘱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才布局，体现了蜀汉政权在人才匮乏困境下的战略选择。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人才群体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郭攸之、费祎、董允被定位为"宫中之臣"，负责规谏君主、匡正朝政；向宠则被委以"营中之事"，掌管军事要务。这种人事安排反映了诸葛亮"内外相济"的用人思想——内廷有贤臣辅佐君主决策，外朝有能臣处理军政实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被推荐者几乎全部来自荆州集团或与荆州有密切关联：费祎是荆州江夏人，董允之父董和为荆州南郡人，向宠为襄阳人。这种地域倾向并非偶然，而是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三大集团"（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本土集团）复杂博弈中的战略选择。

荆州集团作为刘备入蜀的核心力量，与诸葛亮有着天然的信任基础。在《出师表》的人才推荐中，诸葛亮试图通过提拔这批"自己人"来巩固政权稳定性，同时平衡其他政治势力的影响。然而，这种策略也暴露出蜀汉政权的人才困境——在"益州疲弊"的现实下，可用之才捉襟见肘，诸葛亮不得不倚重于相对熟悉的小圈子。历史学者田余庆曾指出："荆州人士在蜀汉政权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种局面固然保证了政权初期的稳定，但也为后期的统治基础狭窄埋下了隐患。"

细读《出师表》，我们会发现诸葛亮对每位推荐对象的描述都极为精准且有所侧重。称郭攸之"性行淑均"，费祎"志虑忠纯"，董允"晓畅军事"，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这些评语绝非泛泛而谈的褒奖，而是根据各人特质安排的职务说明书。诸葛亮深谙"用人如器"的道理——人才如同工具，各有其用，关键在于将其放置在能最大限度发挥所长的位置。他对费祎的栽培尤其值得玩味，先令其担任侍郎，后迁为侍中，再外放为参军，这种"内外轮转"的培养模式，明显是在为蜀汉储备全能型治国人才。

诸葛亮的人才观在《出师表》中体现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德才并举"的选拔标准，既要求"志虑忠纯"的政治品德，也强调"晓畅军事"的专业能力；其二是"用人不疑"的信任原则，要求刘禅对推荐人才"悉以咨之"，充分授权；其三是"系统培养"的长远眼光，通过实践锻炼和岗位轮换培育复合型人才。这种系统化的人才思想，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现代价值。

历史给了我们检验诸葛亮人才策略的绝佳机会。刘禅在诸葛亮生前尚能遵循其教导重用表中所荐之人，但在诸葛亮去世后，逐渐亲近宦官黄皓等小人，导致朝政日非。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诸葛亮重点培养的费祎、董允等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蜀汉政权的正常运转。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使黄皓畏之不敢为非；费祎主政时期"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被陈寿评为"宽济而博爱"。这些事实印证了诸葛亮识人之明与育人之功。

然而，蜀汉最终仍走向衰亡，这一悲剧结局恰恰反证了诸葛亮人才布局的历史局限。过度依赖个别贤臣而未能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将政权稳定系于君主个人品德而非制度保障，这些深层次问题在《出师表》中已现端倪。当董允去世后，朝廷再无制约黄皓的力量；当费祎遇刺后，蜀汉迅速陷入"蜀中无大将"的窘境。诸葛亮虽为"天下奇才"，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蜀汉人才梯队建设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其政治遗产中的一大缺憾。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出师表》中的人才名单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治"传统的根本困境。再完善的贤人政治也难逃"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循环。诸葛亮可以精心挑选几个"志虑忠纯"的贤臣，却无法确保这一标准在其身后被持续贯彻；他可以谆谆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却无力建立防止昏君亲近佞幸的制度屏障。当蜀汉后期人才凋零，"荆州集团"逐渐式微时，政权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诸葛亮的《出师表》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人才与政权兴衰关系的珍贵政治遗嘱。其中蕴含的"亲贤远佞"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历史证明，任何组织的长治久安都不能寄望于个别贤能的偶然出现，而必须依靠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贤臣如炬，可照亮一时之路；而完善的选贤任能制度，才是永不熄灭的光源，照亮国家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在当代社会，我们虽不再有君主与贤臣的古典关系，但如何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如何建立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如何培养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梯队，这些问题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人才观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是：重视人才是事业兴旺的基础，而制度化的人才建设才是基业长青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