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一生中最后一次会合诸侯

成功地主持召开了‘葵丘会盟’、将自己的霸业推向顶峰之后，齐桓公并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的脚步，他在这之后不断以‘会盟’的形式，来稳固、扩张齐国的霸业，以及自己对诸侯们的控制力。

周襄王五年（前647年）夏，齐桓公与鲁僖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会于咸地（河南濮阳），一方面商议抵御淮夷、安定杞国之事，一方面也商讨如何安定王室（此时，太叔带已经勾结狄人发起了第一次作乱，但事情失败；之后，太叔带逃到齐国避难，齐桓公收留了太叔带），史称咸之会。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春，因为淮泗诸侯徐国和中原诸侯联盟逐渐接近，并疏远了同处南方的楚国，因此，楚国出兵攻打徐国。三月，齐桓公召集鲁僖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牡丘（山东茌平）会面，一是重温葵丘之盟的内容，二是救援徐国，史称牡丘之会。

周襄王八年（前644年）春，齐桓公、鲁僖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邢侯、曹共公会于淮地（具体地址不明，也许是今河南淮阳），共商救援鄫国，使其免遭淮夷侵袭，史称淮之会。

淮之会，是齐桓公一生中最后一次会合诸侯；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周襄王九年（前643年）的冬季，大约七十岁左右的齐桓公病重，无法处理国政，而他创建霸业的得力助手——管仲、宁戚、王子成父、宾须无、隰朋、鲍叔牙等贤臣都在此之前全部去世，齐国目前只有开方、易牙、竖刁等佞臣，和常之巫等巫者得到齐桓公信任而掌握大权。

另外，因为齐桓公晚年的昏庸寡断，导致齐国储君之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即使他已经立公子昭为齐太子），他的五个成年儿子在齐桓公病重时各自纠集党羽，为了争夺君位而相互厮杀，顾不上照看宫中的齐桓公；一代诸侯霸主，就因为断绝了饮食和交通，活活饿死在宫室中（之前已有叙述介绍，就不再复述了），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不得善终。

而在召陵之盟结束后，至淮之会召开时，中原诸侯间的联合以及对抗形势，大体上还是齐国占优势、楚国略微处于下风；但楚成王很有耐心（寡人比齐侯可年轻多了），并不急于和风头正盛的‘诸侯霸主’齐桓公展开正面对抗，争夺霸主位置，而是继续采取迂回政策，避免在北边和齐国发生直接冲突，转道从东面扩展势力范围，来为楚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葵丘之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周襄王三年（前649年），这一年冬天，楚成王借口黄国（河南潢川）不向楚国朝聘并进献贡物，于是出兵攻击黄国；黄国不敌，只得服软纳贡；第二年，楚成王再次出兵攻打江国（河南息县），江国也只得向楚国求和；同年夏，楚军第二次攻黄，一举灭亡黄国。

在这之前，黄国国君自恃于齐国以及其他中原诸侯关系亲近、有同盟关系，于是对原先依附的‘大国’楚国轻慢、懈怠——‘不共楚职’；并且，黄国国君还口出狂言：

“从（楚国的都城）郢都到我们黄国，中间隔了九百多里路，这么远的距离，楚国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有本事来打我啊！”

而听闻了黄国国君对楚国的轻慢言语后，楚成王表示寡人这辈子都没听到过这种要求，马上、立刻、一定给你安排。于是，就有了《左传》在僖公十一年、僖公十二年分别记载的‘十一年冬，楚人伐黄’、‘十二年夏、楚灭黄’。

江国、黄国，都是齐桓公于周惠王十九年（前658年），为防止楚国北上伐郑、挑衅齐国霸权的时候，特地从楚国势力范围中费尽心思挖来的‘小弟’，虽然不属于中原诸侯联盟的正式、核心成员，但也是齐国的盟国，是齐国和诸侯联盟阻挡楚国北上、遏制楚国扩张军事行动的有利屏障。

但在面对楚成王的不断试探，攻伐江国、击灭黄国的过程中，齐桓公并未出兵干涉、也未及时救援，江国黄国，致使楚国轻松灭亡黄国（江国也在三十年后被楚国攻灭），楚成王的迂回东进计划成功实施了第一步。

不是齐桓公不想出兵援江、黄，而是这个时候，周王室的内讧已经爆发，太叔带勾结戎狄进犯雒邑，几乎将周襄王给赶出了王都；齐桓公只能优先安定王室内乱，先接纳作乱失败、流亡齐国的太叔带，然后派管仲出使王都，调和狄人和天子的关系，又让隰朋出使晋国，让晋惠公与狄人讲和。

所以，齐桓公一是无暇顾及远在南方的准盟友江、黄两国，二是再次远征南方耗费太大（刚刚才因此惩罚了耍小心思的陈国、郑国），三是江、黄两国地远国弱，对中原争霸形势的影响基本忽略不计；因此齐国坐视黄国被灭，江国重新归附楚国。

周襄王六年（前646年），楚国将势力范围扩充到了淮河中游，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灭英国（安徽金寨）——是的，你没看错，确实就是‘英国’，春秋诸侯中，有这么一个国家。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春，楚成王以徐国（江苏泗洪）亲近中原诸侯、疏远楚国的理由（这是什么理由，果然是‘蛮夷’，找理由都不会找），出兵攻打徐国。这一次，齐桓公不能容忍楚国的冒犯了，于是在同年三月与鲁、陈、宋、卫、郑、许、曹等国国君会于牡丘（山东茌平），商定共同出兵救援徐国，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牡丘之会’。

虽然再一次组织了八国大军出兵与楚国对抗，但诸侯联盟各国的国君，包括齐桓公本人都没有随军出征，而是停留在匡地（河南睢县以西）观望后续，联军则由鲁国大夫公孙敖（即孟穆伯，庆父之子、鲁庄公之孙）率领，前往救援徐国。

这样勉强拉起来的联军，自然不愿意与楚国正面对抗；所以，同年秋天，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联军没有直接和围攻徐国的楚军接战，而是转道攻击了楚国的盟国厉国（湖北随州东北、随国一侧），企图用偷袭楚国后方的方式来逼迫楚军回撤，以解徐国之围（诸侯出兵的主力，是齐国、曹国，其他国家只打了个酱油）。

楚国还没从围攻徐国的前线撤军回国，诸侯联盟内部却打起来了——同一年的冬天，宋国国君宋襄公趁与宋国有嫌隙旧怨的曹国将主力军队都调出去参与援救徐国，突然命留守国内的宋军出击，袭击了曹国国都陶丘（宋国也有军队参与联军援徐，不过留在国内的军队实力要比曹国强）。

这下，齐桓公更加头疼，只得出面安抚两国，要是制止不了两国内讧的话，恐怕不要楚军前来进攻，联军内部自己就要开战了。

此时，趁着联军内部纷争爆发、顾不上徐国之际，楚国乘机发起进攻，于娄林（安徽泗县）击败了徐军主力，成功地压服了徐国，势力进一步东进。而联军对此也没做出太大反应，而此时的齐桓公，已经年老多病，精力衰退，再也没有了当年‘匡合诸侯、兴扶王室’的威风了。

并且，齐国霸业的实际操执者——齐国国相管仲也久病在床，无法继续为齐桓公的霸业贡献力量（实际上，管仲在这一年去世，至于是‘娄林之役’之前还是之后，史书上没说）。

因此，面对楚国越来越强势的攻势，齐桓公与齐国，以及诸侯联盟中的盟友们，都没有太好的办法来应对，只能被动地接受，然后勉为其难地进行毫无用处的对抗了。

在这之后的两年中，老迈的齐桓公也曾强打精神，联合不甘心受楚国威胁的徐国，出兵讨伐被楚国所控制、吞并的英地（也就是之前的英国），以对“娄林之役”失利的结果加以报复，同时挽回齐国在淮、泗之间的势力范围不断被楚国压缩的颓势；又接受王室的请求，召集诸侯军队出兵击退戎狄对雒邑的攻击，戍守王都；甚至还最后一次召集鲁、宋、陈、卫、郑、许、邢、曹诸侯会于淮地（或许是今河南淮阳），商讨救援遭受淮夷侵扰的鄫国，协助鄫国筑城。垂垂老矣的齐桓公已经拼尽了全力，勉强维护着看上去已经摇摇欲坠、不复当年盛况的齐国“霸业”。

但齐桓公此时已经年老昏庸、政事荒废，能正常地自主起居生活都已经不容易了，且霸业后继无人（齐桓公诸子都不是能够继承霸业的人选，至多也就是守成之君）；因此，齐桓公对于和楚国争霸、抢夺势力范围，以及会合诸侯‘尊王攘夷’之事，早就力不从心、勉而为之，只是聊尽人事而已，能在生前保持齐国的霸业不衰，就是晚年齐桓公的最后心愿了。

就在齐桓公举行‘淮之会’，最后一次会合诸侯、援救鄫国，并让各诸侯国派出劳役帮助鄫国修筑城墙时，因为筑城过程十分辛苦，服劳役的人们困乏不堪，实在坚持不下去；因此，在某一天半夜，不知是哪一个筑城的劳役跑上了附近的小山头丘上，大声嚷嚷：

“齐国要有动乱了！”

听从齐桓公号令，出人出钱出物帮助鄫国修城的诸侯们（或者是各国大夫们，具体是诸侯国君还是贵族大夫，史书上没有明说），因为城墙的修筑工程进展缓慢，又白白耗费本国的物资而得不到回报，因此对这次‘援鄫’行动实在提不起兴趣，但又不敢公开反驳盟主的命令，只得不情不愿地展开筑城工程，心中对此其实很是抵触。

而猛然听见有不明身份的人嚎了这么一嗓子后，被拖得心烦意燥的诸侯们可算是正中下怀，当即不去追究背后的真实原因，也不和齐桓公进行汇报，就这么扔下了还没修到一半的鄫国城墙，然后带着自己国家的工匠和军队，直接各自回国了。

事后，齐桓公也没对这些盟友们有什么具体的处罚（和当年被陈国、郑国忽悠后的盛怒反应差别太大了），史书上也没记载齐国是否为此出兵征伐‘怠慢、二心’的盟国；这件事，居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糊弄过去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齐桓公的威望和齐国的威慑力，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下降，而中原诸侯盟国们对老霸主的权威和号召，逐渐开始轻慢、不敬，各自有着另外的心思；齐国对中原诸侯联盟的控制，即将因齐桓公的‘离开’而失去。

晚年的齐桓公已经垂垂老矣、老病昏庸，但楚成王却正当盛年，进取之心如熊熊烈火，楚国的国势也正处于迅速上升、生机蓬勃的时期，后来居上的态势已十分明显；对于老对手齐国和齐桓公掩饰不住的倾颓之势，楚成王以及楚国大臣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愈发地审时度势、用心谋划，做好了一旦齐桓公薨逝、就立即大举北上，会合诸侯，将‘诸侯霸主’的位置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给抢到手中。

不过，这些北上争霸的行动，也得等到齐桓公薨逝后再说，霸主即使再老、再昏庸，那也是霸主，威望还在；一旦楚国在齐桓公生前就出手，而稍有不慎、谋划不利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但楚成王不会等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