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的最高指挥官：文职武权的交织

很多写锦衣卫的文章里，都在写明朝大臣们与锦衣卫的相爱相杀，再就是锦衣卫的起源和发展，但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监察与谍报组织，却鲜有人去描写锦衣卫这一机构中的核心人物：

锦衣卫指挥使。

说的直接点，就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锦衣卫最高指挥官。

而负责保卫皇帝，以及掌管仪仗护驾的锦衣卫，注定了其最高指挥官的地位极其特殊，于此皇帝要想任命一个人为锦衣卫指挥使，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为复杂，毕竟是长期侍奉左右，且手握权柄的近臣，不像其他朝中众臣，需要上朝才能觐见。

换言之，如果锦衣卫指挥使想谋逆，想搞个大新闻，比其他任何人的机会都要多，成功的几率也要大，所以皇帝在选择由谁来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的问题上，就要慎之又慎。

总结来说，一般是从三种人员中选择：

一是曾随皇帝征战的部下，如在皇帝打江山时，便陪同皇帝身边的将领，几度出生入死，已经证明了自身坚定不移的忠诚。如朱元璋执政之初，担任第一任锦衣卫指挥使的毛骧（xiāng），曾是亲军指挥，随朱元璋征战多年，为朱元璋平定中原立下汗马之功，后来朱元璋成立锦衣卫，便将其提升为锦衣卫最高长官，此人更是制造了明初第一大案：胡惟庸案。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子骧，管军千户，积功擢亲军指挥佥（qiān）事。从定中原，进指挥使。滕州段士雄反，骧讨平之。捕倭浙东，斩获多，擢都督佥事，见亲任，尝掌锦衣卫事，典诏狱。后坐胡惟庸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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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太平时期，日夜侍卫皇帝左右，因长期的相处而深得皇帝信任，由此升迁为锦衣卫指挥使，如永乐年间由禁军虎贲左卫，升迁为锦衣卫指挥使的颜津，便是长达数年保护燕王朱棣，因此朱棣坐上皇位没多久，也就是永乐元年的三月，对麾下功臣论功行赏，便将颜津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上谕兵部臣曰：“从朕平内难将士已论功升赏，朕念平九门者，其功最先且难，可再升一级，功小不在升例者，亦升一级……颜津为锦衣卫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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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是皇亲国戚，这一类，因与皇帝本人有血缘上的关系，所以有一定的信任基础，而皇亲国戚一般在宫中也要身兼职务，因此也出现过由皇亲国戚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的情况，如成化年间的万通，便以“皇贵妃内弟”，也就是皇帝小舅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

而且有意思的是，成化年间这一次对锦衣卫的高层调整，所任命的“高管”，几乎全是贵妃的兄弟。

这一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指挥使的职务，可以世袭，比如文献里提到的万通，在他百年之后，他的子孙可以接替他，继续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也就是所谓的“子袭父职”，这种情况纵观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

《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甲申，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锦衣卫正千户万通，为指挥佥事。副千户万达，军人邵宗，王敏为正千户，俱世袭通达，皇贵妃之弟，宗宸妃之弟，敏顺妃之弟也。

如上，就是任命锦衣卫指挥使的三种选择，一般情况下，是以第二种居多，因为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朱棣曾戎马多年外，其他但凡设立过锦衣卫的皇帝，对外征战的时间都不如这两位皇帝长，因此也就没有像毛骧这一类从征多年，共同出生入死多次的死忠将领。

明成祖·朱棣

当然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也出现过锦衣卫指挥使，同时由多人担任。

如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时期，曾一次性任命“七人”为锦衣卫指挥使，共掌锦衣卫大权。

《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二》：郭志，祁英，李玉，王敬，韩僖，李道，郭义锦衣卫指挥使……上曰昪朕舅氏马亮辈，多效劳勤，锦衣卫官，朝夕侍卫左右，俱与之勿拘例。

而这一次任命的原因，是这几人原本都是锦衣卫，长年忠心耿耿侍奉明宣宗，深得明宣宗宠信，后来想要论功封赏，结果发现功劳品级都差不多，明宣宗就干脆首开历史先河，直接把这七个人，全都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

明宣宗·朱瞻基

既然我们捋清楚了锦衣卫指挥使的任命背景，那么问题来了，身为锦衣卫最高指挥长官的锦衣卫指挥使，在明朝相关律法中，究竟是属于文职，还是属于武职呢？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前者一般而言，不掌兵，而主要由后者统领大军。

当然这是从律法层面来说，毕竟古代也有很多文官带兵打仗的例子，但是在明朝律法当中，有明文规定，凡是“卫指挥使”一类的正三品官员，皆属于文职。

《明会典》：文官品级：正三品：太子宾客、左右侍郎……都指挥佥事、卫指挥使。

而随着明朝的不断发展，锦衣卫指挥使所负责的事务，也一变再变，最初是专门负责皇帝的出行仪仗，即众所周知的“仪鸾司”，掌卤薄，也就是仪仗队，所以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权力有限，所负责的事务也仅限与皇帝出行有关的事务。

《出警入跸图》（跸bì）

但是在洪武年间，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对锦衣卫整个机构进行了改组，锦衣卫作为皇帝亲军，直接绕过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赋予其司法职能，由此成为了一个监察机构，几乎是一夜之间，锦衣卫指挥使的权力呈倍数扩大，从此多了两项职责：

一是缉捕，二是刑狱。

主要针对监察对象，都是朝中官员，自此以后，锦衣卫由原本的“仪仗队”，成为了皇权特许的特别行动部队，在这一过程中，锦衣卫指挥使也成了仅次于皇帝之外的“第二人”，这句话可能说的太过夸张，但联想到洪武年间无数的冤假错案，几乎都是由锦衣卫酿造，在一众冤死的大臣眼中，恐怕锦衣卫指挥使比皇帝本人带来的恐惧更甚，而掌握无数人的秘密，这才是锦衣卫指挥使最令人忌惮之处。

尤其是被锦衣卫指挥使下令缉拿的朝廷重臣，在被带到诏狱以后，几乎没有不被屈打成招的，而掌管诏狱，也是锦衣卫指挥使权力进一步扩大的标志，同时也是锦衣卫整个机构，由“仪仗队”向特殊的司法机关转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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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恐怖的氛围，一直从洪武十五年，即朱元璋宣布改置锦衣卫开始，直到洪武二十年，整整五年内，朱元璋认为自己所设立的锦衣卫，已完成对于稳定皇权以及维持明初社会秩序的历史作用已近完成，且收获了重要的政治成果，因此便宣布自此以后，锦衣卫不再兼负司法职能，朝廷内外的司法刑狱及相关事务，不再需要锦衣卫指挥使经手，从此以后，一切与司法有关的事务，全部交由“三法司”处理。

这才宣告锦衣卫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锦衣卫指挥使的作用，或者说余威，却依旧存在，且在整个朝堂中存在着不小的影响。

毕竟五年间经由锦衣卫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上到朝中文武群臣，下到黎民百姓，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满门抄斩，尤其是锦衣卫指挥使手中掌握了朝臣的大小秘密，比如历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朝臣夫妻之间，床榻之上，都有人窃听这类现在看来十分夸张的行为，但这种掌握无数人秘密，其实比残忍的杀伐要更加令人惊悚。

因此虽然锦衣卫不再具备司法职能，但余威尚存，比如洪武二十九年，明朝施行司法改制，规定锦衣卫可以和刑部，大理寺联合审判罪犯，这时的锦衣卫虽然不比往日权柄滔天，但他们比其他司法机构，都更精通一项本事：

审问。

《明史·卷九十四·卷第七十·刑法二》：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

（译文：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命令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和五城兵马指挥使官，判决罪囚。洪武二十九年开始，又派锦衣卫官员参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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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以后，锦衣卫始终以“微弱”的影响力，存在于大明朝堂之中，虽然表面上的确是不复往日威严，但实际上还是在明朝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直到朱棣上台，由于其特殊的上位身份与背景，锦衣卫被重新启用，恢复了所有权力，再次被赋予了司法监察的职能，而锦衣卫指挥使的权力，迎来了自洪武年间以后的第二次巅峰。

从此，“自疑人人异心”的朱棣，十分信任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在纪纲统领锦衣卫期间，一朵无比厚重的阴云，再次笼罩大明朝堂，久久不曾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