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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是这样形容“安史之乱”的。说起来,王朝中期遭遇内乱的情形并不少见,为何汉代的七国之乱之后可以迎来武帝的全盛时代,而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却一蹶不振,让人感到彻底绝望了呢?
影视剧中创作《长恨歌》的白居易形象。来源/电影《妖猫传》截图
藩镇割据
距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短短一年,大诗人杜甫就绝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原本以为,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平定后,天下百姓终于盼到了太平岁月;现实却是,战乱虽止,朝廷虽胜犹败。“中兴”的局面,并未出现就彻底成为了泡影。叛军名义上虽已投降,但军阀割据局面已经形成。
755-763年唐平安史之乱地图。来源/2007年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这个问题,在开元、天宝的盛世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唐朝各镇有屯田或营田,土地属国家所有。跟着节度使权力的扩大,这些土地渐渐变成了节度使的财产。结果节度使事实上就成了地方上最大的土豪,部下的各级将校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的收入,豢养一批亲兵作为军队的骨干。在需要大量兵员时,更强行征发壮丁入伍。藩镇割据一地既久,将校和亲兵都世代相传,地方性非常强烈。概括而言,经济上,节度使占有土地和人口;政治上,他是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是藩镇的统帅叛乱,吊诡的是唐政府要平定叛乱,仍要用没有叛乱的各镇军队。唐政府在平叛的时候,在内地设置了许多节度使。他们手里有土地有军队,有些人摇身一变成了割据的军阀。最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旧部,表面上归顺,实际各统所部兵马,据有一方之地。魏博(河北南部)、成德(河北中部)、卢龙(河北北部)三镇的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廷所任者仅四人,剩下的全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将擅立。他们在本镇之内的经济、财政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于是河北一带,更是隐然敌国了。
721年九大节度使位置示意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第45集“安史之乱”截图
这意味着什么呢?
河北地区自然物质条件十分优越,这里的富庶繁荣,是从战国秦汉以来就著称于世的。在唐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仍然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纺织贡品总数是首屈一指,可见其丝织品之精美。据天宝元年户口数的统计,河北道户数近150万,仅次于河南道,占全国总数六分之一。当时,河北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据天宝八年(749)中央朝廷报告,天下屯田共收191万石,河北即独占五分之一。安史之乱虽使这里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战后河北的经济依然有发展。
这就使河北诸藩镇有能力维持一支甚至比安史之乱时更庞大的军队。魏博等镇的在籍军士,大历(766-779)时,有五万,后来其军队军士一度膨胀到七万,卢龙更不止此数。以河北三镇之合,达到了二十余万之多。
不光数量多,河北藩镇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当可观。恩格斯讲过一句话,“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古代军队最精锐的是骑兵。河北产马,因此各藩镇军队里的骑兵占比高。卢龙的骑兵在二万以上,成德精骑更厉害,有数万骑兵,魏博亦然。史称,河北“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杜牧为之痛心疾首道“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
实事求是地说,唐廷并不是没有进行过平定河北藩镇的尝试。比如,唐德宗欲扫除河朔,结果引发了诸镇之叛乱。为什么呢?关键问题是,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宋代那样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强大禁军。它所倚仗以遏制或讨伐骄藩叛镇的主力还是藩镇,只不过是听命朝廷的藩镇而已。那么藩镇为什么会帮助朝廷讨伐其他藩镇?主要还是因为有好处,比如,藩镇的兵一出辖境就要中央政府供给粮饷,他们为了保全实力,自然也不肯打硬仗。几次武力尝试没有达到目的之后,朝廷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784年,唐廷在《赐李纳王武俊田悦等铁券文》说过:
“子孙代代,为国勋臣,河山带砺,传祚无穷。”
这就是正式承认了河北藩镇事实上已经形成节度使世袭制度。藩镇则把唐天子视为天下共主,自比古之诸侯。时间迁延日久,这就成了“河北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的“河朔故事”。
割据一方的思想深深扎根于诸藩镇的文武官员、军卒乃至普通百姓之中。对于他们而言,效忠的对象是节度使,甚至只知节度使府主,不知有朝廷。
两京残破
河北藩镇的形势积重难返,那唐廷的情势又是如何呢?“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是,唐朝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将彻底失去了信任。连对郭子仪这样功勋卓著又极度谨慎(传统戏剧《打金枝》对此有所反映)的宿将都难免猜忌。皇帝们想来想去,只有身边的奴才——宦官,最信得过。于是皇帝派宦官做监军,监视武将:比如朔方大将仆固怀恩就被宦官骆奉先诬告谋反,不得不上书自白。后来仆固怀恩举兵叛乱,很大程度上是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唐代宗心里也明白,所以始终没有公开称他叛乱。
郭子仪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事情发展到后来,甚至让宦官拥有了统帅禁军的权力,皇帝的本意是让宦官掌管这支中央兵力,牵制武臣。但是宦官掌握权力后,也不可靠,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由于宦官专擅朝政,直接破坏了有唐以来的三省制。唐肃宗以后,中书令、侍中两个位子,常缺不设,“代天理物”的三省长官竟变成了“赏功之官”。说东汉、唐、明三朝都有“阉患”,但东汉、明朝宦官们作威作福的权力大抵还是皇帝给的,皇帝不愿意时,就能像明武宗那样,一纸诏书让“立皇帝”刘瑾沦为阶下囚。只有唐代的宦官才真正做到了威福自操,连皇帝的性命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唐文宗(826-840年在位)时,打算联手朝官诛灭宦官,结果“甘露事变”事败,宦官大杀朝官,“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唐文宗自己也沦为阶下囚。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朝臣与宦官之间争斗掣肘不那么严重,长安的唐天子也已经失去收拾旧河山的雄心壮志了。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唐朝的统治中心,因此也成为安史叛军的首要目标。虽然叛军占领长安时日并不算太长,但关中始终受到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叛军入关后,与唐朝军队之间的几场重大战役都发生在这里,这对“地狭人稠”的关中破坏尤为巨大。战后的关中已是“人烟眇萧瑟”“京畿户口,减耗大半”。不仅如此,安史之乱起后,唐政府把布防在陇右一带的兵力回撤对付安史叛军,导致吐蕃统治阶级趁机进陇,占领了陇右地区。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后,吐蕃军也曾入寇,在长安盘踞过几天,更使关中地区乱上加乱,惨上加惨。
唐朝河南道地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情势就更惨了。在安史之乱中,中原地区成为“四战之地”,双方在此交战七年之久,是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对经济的破坏也最为严重。因此经济恢复也最为艰难。直到战争结束将近四十年后,洛阳城的修复工作仍在断断续续进行。洛阳太庙本为武则天家庙,中宗复位后,改立太祖以下神主。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以太庙为马厩,战争结束时已遭焚毁。大历五年(770),有人上奏重修太庙,结果遭到朝臣的反对而被搁置。结果一拖就拖到了下个世纪,唐宣宗继位后,才在废墟上建成新太庙。
洛阳城如此破损不堪,“两京”也变得名不副实,唐朝皇帝出巡的惯例长期搁置。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第一次来到洛阳,已经是公元904年的事情了。嗯,是被军阀朱温挟持来的……此时距唐朝灭亡仅仅三年。
“两京”残破,加上河北、山东等地长期沦为藩镇所有。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粮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所谓“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唐朝依靠东南诸道的赋税收入,形成了“立国在西北,根本在东南”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不时为温饱所扰的皇帝有啥雄心壮志,似乎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朝疆域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边疆危局
唐朝实在是运气不好,内忧未除,外患又来。汉代只有匈奴一个强敌,到了唐代,随着中原先进技术和制度的扩散,唐朝的周边居然出现了一连串相当有组织能力与技术水准的政权——从漠北的回纥到青藏高原的吐蕃,甚至云南高原的南诏。如果说,安史之乱前,唐廷通过在边疆布置重兵的方式尚可控制局面的话,边兵在安史之乱中内调平乱,就给了边疆政权的野心家们可乘之机了。
总的来说,回纥与唐朝基本还能保持和好局面。虽然回纥使者仗着自己势力强大,态度十分骄横,常在长安闹事。甚至有回纥人因杀人被捕,回纥使者也能冲进监狱,劫夺人犯,砍伤狱吏。唐朝政府都不敢计较。
《回纥王子出行图》(唐)来源/纪录片《中国新疆》截图
这到底只是疥癣之疾。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吐蕃贵族的军事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的关系,吐蕃赞普在给唐朝的表文中自称“外甥”,而称唐朝皇帝为“皇帝舅”。既然唐朝下嫁的是名义上的“皇女”公主,自然唐皇也就成了吐蕃赞普的“外舅”。但话说回来,虽然吐蕃在跟唐朝皇帝套近乎时,不吝自谦为“外甥”,在现实政治中与唐朝针锋相对乃至兵戎相见时,倒也毫不手软。陈寅恪先生曾评价:
“吐蕃之盛,起于贞观,前后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
阎立本步辇图卷。松赞干布派禄东赞求娶文成公主。来源/故宫博物院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新兴的边疆政权一样,吐蕃的军队颇有战斗力。吐蕃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骑兵,步兵只担负城防和护卫。唐史在记述吐蕃军队名号时,动辄就是“千骑”“万骑”。骑兵的最大优点是快速机动,吐蕃骑兵“迅如风飘”,且装备非常精良——“人马俱披锁子甲,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这种“锁子甲”由很小很薄的铜片组成,工艺十分精致。目前,在西藏博物馆和一些寺庙中依然可以看到,保存得非常完好。
随着西北边军的内调,陇右、河西一带的防御更趋衰弱,郭子仪后来就说:
“开元、天宝时期,朔方军战士十万,马三万匹,只分担一部分防务。如今吐蕃比过去强盛十倍,朔方军只有过去十分之一,却要担任全部防务。近来敌军来犯的,有四节度,约四万人,每人有四匹马。朔方军兵力只及敌军四分之一,马只及百分之二,只能守,不能战。”
面对唐朝内部的巨变,本来就在虎视眈眈的吐蕃见状,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之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
在空前有利的军事形势下,763年,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二十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吐蕃一口气攻克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直奔唐都——长安。唐代宗下诏郭子仪等将率军抗拒吐蕃,但为时已晚。吐蕃大军弥漫数十里,浩浩荡荡渡过渭水,兵临长安城下,引起长安城内一片混乱。
“官吏藏窜,六军逃散”,连护送皇帝的卫队中也有四百余骑反叛。唐代宗仓皇不知所措,只得急急忙忙出逃陕州。吐蕃军队没有遇到像样抵抗就开进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长安城。杜甫在《忆昔》(第一首)对此进行了辛辣讽刺:“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那些平时过着“朱门酒肉臭”生活的王公大臣,当吐蕃军队进入长安时,他们逃跑得比谁都快,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是何等的狼狈!
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当年显赫一时的东.突厥汗国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竟然被吐蕃做到了。
强敌在侧的现实,让大唐帝国的国势变得更加令人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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