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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年,是全国统一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刘秀开始了彻底治理国家的时代。
战争结束,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战争功臣,第一个是安置的问题;第二个是封赏的问题。
刘秀没有杀功臣。刘秀的功臣多且散,没有谁有盖世大功,且都服从管理,杀人没必要。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具备三个条件的,对功臣都还好:
第一,雄才大略,自己文治武功都比较厉害;
第二,有文化,见过世面、懂得道理;
第三,年纪比较小,正常应死在创业者团队后面。这样的皇帝,比如杨坚、赵匡胤、铁木真,他们很少杀功臣。
而刘邦、朱元璋这样的,杀功臣比较任性。刘秀基本,只是基本,满足这三个条件,他不杀功臣很正常。
战争结束时,刘秀手下的战争功臣,都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小股东也是打工仔,又没犯什么错误,杀他们干什么呢?特别能战斗的邓奉,即使在群雄争霸的时代不服,刘秀都能搞定他,现在全国统一,谁敢不听命令?
公元37年马武诛杀军吏,被免职。公元39年,骠骑大将军杜茂,因为劫官粮致军官死亡,被刘秀免官。他俩都只有老实受罚的份儿。
全国平定时,刘秀才43岁,年龄比大多数功臣小,所以也不担心儿子年纪小、继位后会受欺负的情况。
刘秀死时,开国功臣只剩5个,死后一年多,只剩马武1人。
从功臣的角度看,公元37年还在世的功臣,除了绿林军出身的马武,都是读过书的,既知晓刘邦杀功臣的历史,也明白功成身退保全富贵的道理,所以知道刘秀用循吏治国的意思以后,都能主动交出兵权,表现得很乖,刘秀也给大部分功臣安排了事情做,如此皆大欢喜。
东汉开国功臣32人,到公元36年12月31日,死了13个。对于剩下的19个,刘秀安排得不一样。
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全国统一不打仗后,功臣的安置会是问题?刘秀是先称帝后统一天下的,13年时间,一边打天下,一边搞治理,是两条线同时进行的,不是分成先后两个阶段,而且越到后期,治理的分量越大。
战争的用人标准和治国的用人标准不同,战争需要出奇制胜的猛人,治理需要按部就班的贤人,战争结束后,不能因为猛人有功就代替贤人,如果那样,猛人干不好贤人擅长的工作,既影响了猛人的名声,惩罚功臣又坏了皇帝和功臣的感情,同时也阻塞了贤人的进步渠道,进而影响国家发展和建设。
因为标准不同,战争结束,首要任务是要解除那些军事上非常突出但行政管理方面较弱的大将军兵权。
为此,公元37年4月底,刘秀首先废除了左、右将军。左将军是贾复,右将军是邓禹,把他俩都免了,相当于把两个副总参谋长拿下了,下边各方面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攀比的?只能乖乖上交兵权。
但刘秀对他们俩,仅是名义上的免职,因为他俩在战争中后期基本就不怎么带兵打仗,免职后也安排了工作。
邓禹是因为征西失败,威信大损;贾复是做秘密工作,不穿军装,所以免军职对他俩来说没什么影响。免职之后,刘秀给他们的职位是“特进”。“特进”是个官名,有办公室和工.资,只是没有实际分管,职位比三公低一级,表面上看就是给皇帝出主意、但不承担责任的高级参谋,实际上相当于智囊及高级助理,能很大程度影响皇帝的决策,绝对是位高权重。
公元39年3月,在给刘秀的儿子们封爵的问题上,邓禹、贾复、李通这三个特进都是主要参与者和奏章签名人。
刘秀名义上不用邓禹、贾复的目的,是通过他俩带头,把不想用的功臣撤下来。所以邓禹、贾复之后,第一个交权的就是建威大将军耿,直接免职,不给予特进,时间是公元37年4月,几乎是昨天免邓禹,今天就免耿弇。给耿弇的待遇是“奉朝请”。
“奉朝请”,其实就是“有事请来”,不是官,没有工.资和办公室,仅仅是个待遇,即有权参加春秋两季的朝会,或者朝廷有事需要请教时,可以到会。奉朝请有一个好处,可以留在首都,不用“之国”,“之国”就是离京到外地封国去。
第二个被免军职的是强弩大将军陈俊,时间是公元38年,给他的待遇也是奉朝请。公元39年正月,建义大将军朱祐主动上交印绶,待遇同样是奉朝请。
同年12月,骠骑大将军杜茂因获罪被免职,把他县侯的爵位降到乡侯。紧接着虎牙大将军盖延死去。
耿弇退役退休时,年方34岁,正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周岁33岁就退休,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耿弇心里清楚,他在家闲待了22年。
史书上讲,虽然耿弇算退休了,但是朝廷有疑难,还经常咨询他。这绝对是美化,邓禹、贾复都活着,刘秀自己也是身经百战,有什么疑难要问耿呢?战争时期都不问他,退休了还请教他就更不可能。
马援带兵打武陵蛮夷,在进军路线的选择上,刘秀拍的板,根本没征求耿弇的意见。
后来出了问题,耿舒写信告诉耿弇,耿弇把信件转给刘秀,刘秀也没请他发言。臧宫在原武县剿匪不利,病根是刘庄点破的,也没有耿弇什么事。史书上就没有任何征求耿弇意见的记载。
有人总结说刘秀不用武将,其实统一后真正弃用的,只有耿弇、朱祐、陈俊、杜茂4人。朱祐生于公元前10年左右,上交兵权时马上50岁了,干不干无所谓。陈俊年龄不详,杜茂犯了错误。
其余的功臣:
邓禹、贾复、李通3人是明着不用实际还用;
吴汉、耿纯、王梁、盖延、王霸5人是到死还在用;
刘隆、马武、臧宫3人是刚开始不用,过了一段时间又起用;
李忠、邓晨、马成3人,刘秀也一直在用,直到他们身体不灵便,才停用;
史书没交代如何安置的1人,是不怎么出彩的坚镡。
回头看,很明显,说刘秀不用功臣,其实只是不用耿和不知个人情况的陈俊。如果陈俊也50岁以上,只是玩耿弇1人,刘秀是把耿弇当成韩信看了。
以上19人,莫非都比只会打仗不会干别的耿强?肯定不是,土匪出身的马武就是例子,但马武照样被起用。
再说,即使耿只会打仗,那打匈奴和平匪患为何不用年轻的耿弇,而用吴汉、马援这些老人,除了刻意排斥,没什么拿得上桌面的理由。
刘秀的功臣多出身于小吏,有些人在治国理政方面很有才能,比如李忠,做丹阳太守时,在公元38年全国干部政绩考核中,排名第一。
邓晨、耿纯这些人,治理地方都有很好的业绩和口碑,所以刘秀区别对待,没搞“一刀切”,合情合理,应该说大部分人还是满意的。
只是对耿弇等个别人的不公平对待,让人觉得,刘秀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他心里那个小算盘,在暗处噼里啪啦作响。
以上是职位上的安排,还有爵位上的安排。
史书记载,铫期推荐的人才冯勤,能够衡量每个人所立功劳的大小,以及封国的远近、土地的粮食产量等,所以封爵的问题,因为冯勤的能干,大家都心服口服。
史书这种片面的描述,让人觉得实在没意思,因为这明显是胡说。封地的问题,事关功臣后半生和子孙万代的幸福,是功臣重点关注和争夺的对象。
冯勤,只不过是一个会计师而已,他怎么能解决业绩考核和奖金分配这么大的问题?你想,天平的一端是业绩,另一端是财富,想要天平平衡,冯勤是神仙吗?在小说里,宋江靠天书来解决地位分配,可见其难。这个问题,比打仗难多了。
先说功绩。一个人,带着五万兵马,攻击六万敌人,消灭四万敌人,占领三座城池,和一个人,带一万兵马,消灭两万人,占领一座城池,谁的业绩强?
这个事,放在今天都弄不明白,古人能弄明白?更别说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御驾亲征,比如打群架以后的功劳划分,等等。
冯异对隗嚣的栒邑之战后,参战将领都想分得功劳,刘秀亲自下诏书给吴汉、盖延、马武、王常、耿弇5人,直截了当硬挺冯异。
要不是刘秀下旨,众将争功谁能摆平?靠冯勤的计算肯定不行,要靠权威。
天平的另一端,是财富。如果财富用货币发放,当然很简单,一个小学毕业生就能搞定。封地,就复杂了。
有的功臣封的是户数,比如朱祐7300户,马武1800户。有的是几个县,比如耿弇两个县,邓禹四个县。不排除多个县的户数与万户相当的可能,但是绝不能相等,且每个县的户数每年不等,那就存在分配多少的差异。
公元37年马武诛杀军吏,被罚减少食邑500户,推测他犯错的原因很可能与食邑多少有关,所以才用食邑惩戒。
公元39年杜茂截取官家的谷米和缣帛,被削减食邑。他为什么抢官粮呢?还是因为对封地和食邑不满。
汉代农民上交的财产和劳务,有三块:第一块是税,按产量的三十分之一比例缴纳。这并不高,再高就收不上来了,因为地广人稀,收高了农民不种地了,去做买卖更好。
肥沃的和一般的土地,粮食产量差距也没多大,所以农业税不是主要的。第二块是赋,即人头税,7—14岁的孩子每人每年20钱,15-56岁的成人每人每年约120钱,这是大头儿。所以一个地方有多少人口,是关键中的关键。
一个万户侯,可能比10个县的封地获利都多,也可能不如一个县。第三块是徭役,不多说。
如此,每人封地里,人口数最为关键。可是,因为战争和灾荒,人口流动性大,难以统计准确,冯勤怎么能解决人口不实的问题?
此外,土地的亩数、年产量随着人口流失变化也很大,冯勤最多只能提供历史数据,丰年、灾年、瞒报还是实报,都是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冯勤能算出来的,一万个冯勤也算不过来。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史书没讲,也没说有人提意见。这种事史书故意回避不写,所以有时候史书没那么有价值。
看看功臣们都封到哪里了?对比一下问题就出来了。
东汉32个开国功臣,籍贯来自四个地方:
南阳11个加3个亲戚共14人,颍川七杰加王常共8人,河北7人,西北3人。
西北籍的功臣耿、景丹、万修,封地全在西北;
河北的寇恂、刘植、邳彤、王梁、盖延、李忠、耿纯7人,封地住在河北;
去世较早的2个颍川人傅俊、祭遵,分到颍川,这些明显是封地属地原则。
此外,南阳人任光、马武、杜茂3人,分到冀州,这样分到河北的有10人。
其余南阳和颍川的17人,就分哪的都有了。
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特殊,第一是帝乡南阳郡,只对刘姓开放;第二是首都所在的河南尹,根本不开放,也就是说,异姓功臣的封地与这两个地方无关。
举一个分配不合理的案例。
来歙,刘秀的亲戚,封地在汝南;李通,刘秀的妹夫,封地在汝南;
邓晨,刘秀的姐夫,封地在汝南;
刘隆,刘秀的本家,后来也是封地在汝南;
王常,刘縯的忠实战友,封地在汝南;铫期和臧宫,封地在汝南。
颍川人铫期封得早死得早,颍川人臧宫是工作一辈子不用退休的人。再看几个人:刘秀家族春陵一系的大哥刘祉,封地在汝南;
刘赐的侄子刘信,封地在汝南;刘秀的小舅子郭况,封地在汝南;刘秀的大舅子阴识、阴就,封地在汝南。为什么他们都分在汝南?因为汝南人口多,收的人头税就多。
史书没有公元37年的人口数据,以公元140年的数据作参考,那一年,全国人口第一的郡是南阳郡,人口244万;第二就是汝南,人口210万。也就是说,即便东汉初年人口按公元140年的40%计算,汝南37个县80万人口16万户,平均每个县,也至少4300户。
再看看耿弇的情况。他被封在扶风郡的好畤县和美阳县。三辅在东汉初年遭到数十万流民军团、绿林军、赤眉军、延岑等人的洗劫抢掠,人口锐减。
到公元140年,扶风郡人口才9万。扶风郡15县,平均每个县1200户,耿两个县,也就2500户,按40%折合到东汉初年,也就1000户左右,加上耿况的一个隃麋县,户数还不如马武的1800户多。
不过,史书上确实说了,公元37年增加了耿弇的食邑户数,只是不知道增加多少,感觉只是安慰一下而已。
这是按功劳进行的分配吗?不是。耿弇心里能舒服吗?不能。冯勤能摆平吗?不能。
功臣们得到封地后,次年就会知道差异。凭什么你的功劳小,户数、人数却比我多?凭什么我的户数是死数,你是变数,可以享受国家安定后人口越来越多的好处?
可以相信战争年代功臣的觉悟,但是不能阻止其家庭成员的情绪,那种不平衡感肯定会化作怨言,直接捅给刘秀。
所以,即便职位上解决了功臣的工作问题,爵位上的麻烦却没有解决。缺乏考核机制和基础数据,刘秀也不好摆平,会计师水平再高也没用。
不得已,刘秀要度田。不度不行,毕竟涉及全国547位功臣。且开国之初,人口减少严重,田亩荒芜太多,确实也应该清查一下,要不赋税徭役等事情都缺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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