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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书》和《宋史》里,各有一位“圣人”一般的存在,一位是唐朝宰相狄仁杰,一位是宋朝宰相司马光。
这两位宰相可说是爱民如子,为了维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可以不计个人安危。
狄仁杰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武后已经开始主政,越王李贞等起事被镇压,牵连甚多,被没为奴婢者5千余口。狄仁杰于心不忍,冒死上奏请求赦免。最终这批人被从轻发落,改为流放。
北宋王安石变法后,“青苗法”损害了百姓利益,司马光为了阻止青苗法的实施,多次面折庭争,抛却高官厚禄,到洛阳修史15年,被百姓认为是当世“真宰相”。
狄仁杰主政的所到之处皆有善政,百姓为其立生祠立碑。
司马光去世后,京城百姓为之罢市前往哭吊,四方百姓自发画像祭奠。
可以说,狄仁杰、司马光生前皆被世人所推重,达到了非同一般的高度。
不过无独有偶,两人也都有极具争议的地方,就是主张放弃领土。
狄仁杰建议放弃的领土是安西四镇和安东都护府,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东北和朝鲜北部。“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
司马光建议放弃的是王安石执政时期占领的西夏部分地区。
狄仁杰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他不是提了一次,还提了几次。“仁杰又请废安东,复高氏为君长,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数年之后,可以安人富国。”
要知道爱国情操可不是当今才有的,在唐朝主动放弃领土的主张,在当时也是石破天惊的,普通官员根本提都不敢提。即使当时狄仁杰备位宰相,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狄仁杰的理由是这样的:“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对于惯于农耕的中原百姓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不毛之地,没有经济利用价值。
而且,他还拿了历史上的两位著名的暴君作为例子:
“昔始皇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于是天下溃叛。汉武追高、文之宿愤,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
他认为秦朝的“天下溃叛”和汉武时期的“户口减半”都是无节制的穷兵黩武“开边”所致。
他还说,唐太宗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让少数民族首领代管;到了高宗和武后执政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为直接占领和戍守,“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大批唐人被调发远戍边疆,造成天下大量旷男怨女,影响了经济建设,造成百姓穷困。
狄仁杰对于放弃安西四镇始终念念不忘,甚至在遗书里还提及。
不过,虽然晚年武则天跟狄仁杰关系亲密,几乎言听计从,唯独对放弃安西四镇的建议始终不予理会。武后虽是女流之辈,这一点见识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也正因为如此,狄仁杰的这一主张也很少为后人所知,也没有人去骂过他。
司马光就不一样了,在他的主推下,北宋主动把宋神宗元丰年间占领的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割还给西夏,其目的竟然是害怕西夏发兵讨要,引发战事。
这件事历来为后人所诟病,史学家邓广铭说司马光此举“有辱国体”。
跟狄仁杰的“独立提案”不同,当时北宋具有影响力的官员文彦博、苏辙、范纯仁等都主张归还西夏领土,形成了一股声浪,文彦博甚至想把“熙宁开边”时期拓展的领土全部退还。
当然,最终还是只归还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
为什么后人不骂狄仁杰,唯独要骂司马光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
1、狄仁杰晚年推荐张柬之上台,张在狄死后发动“神龙政变”,将武后大政归还李唐,被认为对李唐有再造之功。狄对于放弃安西四镇和安东都护府的事迹被忽略了。
2、司马光元祐时期上台后把王安石的新法统统废除,在近代被认为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对历史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对于他的“卖国”一事放大了加以批判。
3、狄仁杰的主张,由于武则天头脑清醒,并未付诸实施;司马光的主张,却是实实在在地实行了。这有点像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两者后果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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