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隆中生活”的磨练与锻造

由于《三国演义》采用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诸葛亮隆中时期的生活描写，因而，读者只能在徐庶、司马徽的谈论中、在刘备三顾茅庐时的所见所感中去想见其为人。这种回避客观上渲染了诸葛亮作为一个隐者型政治家的某种神秘性。但不论作者怎样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诸葛亮一生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奠定了诸葛亮一生事业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刘备第二次访问卧龙冈时，在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应该说是大有深意的。毛宗岗在这副对联下批了一句话:“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的确一语中的!诸葛亮虽然没有出来，但这副对联却道出了他的处世态度。儒道两家文化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两种文化。诸葛亮所提出并实践的“淡泊明志”，其实正体现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融合。“淡泊”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第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意思是独我能恬淡宁静，不炫耀自己。其后

《庄子》中的“刻意第八”又谈到这一点:“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善从之。”意思是:至于不磨砺意志而高尚，不讲仁义而修身，不建功名而治世，无须江海而安闲，不必导引而长寿，没有什么不能忘掉，没有什么不能拥有，淡漠无限而一切美好追随未来。旨近《淮南子·主术》宣扬:“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曹植《蝉赋》:“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西汉前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西汉中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思想并不能长期定于一尊;汉末魏晋，天下纷扰，诸家蜂起，思想活跃。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诸葛亮深受时代影响，在《诫子书》里，他告诫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汲取融会儒道各家文化的精华，首次将“淡泊”与立志联系在一起。何谓“淡泊”?用诸葛亮自己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来就有受老庄影响而隐居山林的传统。《论语》中的长沮、桀溺;东晋的陶渊明;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初唐的王绩;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其表现形态就是思想上淡泊功名，敝屣富贵，生活上或隐居于田园或浪迹于名山大川。他们写的那些山水田园诗，说到底，

不过是隐者的梦罢了。又有哪一个隐者真的能遗忘世事、高蹈出尘呢?隆中时期的诸葛亮，相比于这些隐士或田园山水诗人，既有道家遗世独立精神的彰显，又不乏儒家积极人世思想的渗透。他是淡泊其外，而非无为其内。

那么，隆中时期，诸葛亮都做了哪些事呢?首先，他胸怀大志，为自己设计了人生三步曲:读书、养性、成才——出山以成功名——飘然退隐江湖。《三国演义》第37回徐庶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

盖天下一人也!”司马徽对刘备说:“诸葛亮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徐庶)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司马徽又更进一步把他比作“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毛宗岗在此回回评中说:“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东吴张昭曾问诸葛亮是否曾自比管、乐，诸葛亮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可见，其志不在小。但诸葛亮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有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更兼有道家甘守淡泊的情怀。其次，他刻苦攻读，融会百家，以备经世致用。诸葛亮出生的琅邪郡是汉代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诸葛亮家学渊源，自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儒道墨法各派学说均有取舍，思想上并不定于一尊。在读书方法上，诸葛亮不作寻章摘句、死记硬背的腐儒，而是“独观其大

略”，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舌战群儒时，东吴程德枢讥讽孔明说:“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作为一个君子之儒，在个人修养与才学积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为他出山以后在军事外交上屡立功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广泛结交当地名流，以获取全国各地大量信息。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响很大。在诸葛亮的父亲去世之后，他随叔父流落荆州，不仅受到刘表的优待，而且深受当地大族的尊敬，并与他们结成了姻亲关系。诸葛亮与当时荆州各界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均有频繁交往。从这里，他了解时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大量的时事信息。《隆中对》里，他之所以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预谋天下三分，定下“联吴抗魏”、占荆据蜀的治国兴邦之策，是与他长期以来战略信息的积累密不可分的。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最后，他经常云游各地，借机了解风俗民情，气候物产，勘察山川地理，关梁要塞。这为他以后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由此可见，隆中时期的诸葛亮，与其说是一个“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的隐士，不如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闽。正如他的道号“卧龙”一样，他是“潜虬媚幽姿”，待时鸣天下!那个虽然高卧隆中，却抱膝长吟《梁父吟》，叹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诸葛亮，才是真实的集儒道双重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乱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浊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对明天的展望，又有几分对躬耕生活的眷恋。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儒家的积极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养，则使他能够比较理智地对待功名成败，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种超脱于尘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气度和风范。“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是诸葛亮的座右铭，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诸葛亮出山后，受到刘备的重用，位极人臣，可是，他始终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