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与“不作”

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忻之湄

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却从来没有在校园里遇上过。工作之后，我们在上外的课堂里相识了。她说话细声细气喜欢穿长裙，笑的时候眉眼弯弯，还有两个酒窝。我的朋友，都是像我一样的性情中人，经常自以为清醒地剖析自我和对方，用“毒舌”伤害了对方却不自知，冷静了又觉得“诤友”可贵，彼此打击也相互取暖。她，却是另外一种存在，她是“正”，我是“邪”，她喜欢看我的平实的文字，我欣赏她的理想化和水一般的温和透明。

我们的职业道路大相径庭。她毕业之后进入一所几乎人人仰望的名校，在那所在我看来学生、家长、教师都“卷”的地方耕耘多年。我，对于职业生涯只有一份浅尝辄止、知难而退的心意，可是对于把职业理想化、事业化的人们我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羡慕。她，在那所学校里教着一门被冷落的副科，对于这门一般人觉得意义不大前景迷茫的学科，她全情投入，开发了自己和学生的全部潜能，用英文授课，修习第二外语，花三年时间研读了心理学方面的高级课程，设立了由她主导的工作室，成了挑剔的学生心中的“女神”。学生申请海外名校时找她这位副科老师写推荐信，她感到分外骄傲，开心得就像一个刚入行刚被认可的年轻教师。

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爱上了心理学，她是为了“助人”，我却只是为了“助己”。她推荐我看的书，越来越高级，习惯了“风吹哪页看哪页”的我不得不跟着她小跑了一阵。

若干年后，女儿进入了理想的学校，承继了我的率性和有限范围里的桀骜不驯，一度让我陷入各种自责。我曾经以为，如果我是她，或许女儿能成为“别人的孩子”。那一个阶段，我们交流了很多，即便是她，也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理想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当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共同经历了一段磕磕巴巴的岁月，有心情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她建议我帮助她完成一个心理项目。第一次，我以“科学”的方式，在她和她的组员面前打开了内心。说实在话，我是不太相信那些心理治疗类游戏的。可是，那个周末的上午，一个沙盘游戏就令不习惯在别人面前流泪的我泪流满面。回家的路上，在开熟的路段居然开错了道，之后有一两个星期，我陷入一种神思恍惚的状态，仿佛被她施展了一个法术之后，醒了悟了。我不能确切地说，这一件事改变了我，但我得承认，这一次的疏导，让我重新认识了本来以为很了解的自己。

我总以为，以她把职业当作事业来追求的劲头，以及多年的勤劳耕耘，一定能达到理想的职业目标，又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界。去年的某一个冬日，在被阳光洒满的玻璃茶室里，我，第一次成了她的倾听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她以为的众望所归中，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出局。在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的大型活动中，她被多年敬仰的同僚加领导骂哭了。我安慰她，我们只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发脾气，在单位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机会被大领导骂，除了握手。她失笑，但我能感到，她被伤到了。她的委屈和迷茫，让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难受和释然。难受的是她的失意，释然的是，我们终于互换了角色。

第二天，我收到了她的微信，她说：谢谢你点醒了我，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角落。

“不装，不作。”这是她对自己的认知。我心想，这是在说我吗？

“不装”与“不作”的世界多么简单，做这样的自己，有这样的朋友，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