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为什么很少出贪官恶官

说来也是一个历史的异数,一个大别山东麓的小县,有山不大,有水无名,田地谈不上多肥沃,物产也不怎么珍特，但最近五百年来，她的精神的覆盖范围却突破了自己的疆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一切，明清两朝科考，桐城一县的及第人数是安庆府其余七县之和的两倍，有清一代，桐城子弟堪称“占了半部缙绅录”。及至现时代，桐城出的院士也比左邻右舍多很多，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中，也总能看到桐城人的身影。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平平凡凡的丘陵平原相交的小县，一个先秦时期早早亡国的古桐国，一个在唐朝才从同安县改名桐城的小县城，一个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动荡后终于扎下根来的移民社会，突然在明朝中叶以后幻出异彩，此后竟大放光华？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历史的奥秘，有没有什么文化的因子，有没有什么精神的指引？不管怎么说，这桐城，不会全是一种偶然，即使是历史的误打误撞，一定也有她误打误撞的理由。

桐城人，尤其是读书人，从小得到的教育是要有人样。不攀不援，不苟不且，凭本事立身立世，是一个读书人，尤其是准备在社会上做大事的人，从起点上就要塑造的人格。让子弟清清白白地走出去，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走出去，是桐城文化的基本要求。绝不能让子弟出去以后名节有亏而连累家乡，也绝不能因为自己失德而让家乡蒙羞，是桐城对子弟的期许，也是子弟对桐城的承诺。几百年来，桐城很少出现贪官恶官，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年来，也很少有桐城子弟因为贪腐而身败名裂，桐城文化绝不容许子弟因为物质利益而因小失大。

有两段桐城掌故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清朝康雍乾时期的重臣张廷玉，曾经对桐城小花茶有两句意味深长的评价。这两句话就是，“色澄秋水，味比兰花”。对中国文化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秋水、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茶本是君子的象征，又以澄澈的秋水、幽香的兰花来形容，其叠加强化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与其说这是对桐城小花茶的认可，不如说是对君子人格的期许，对桐城文化的定评。君子立世如小花茶，既要有秋水般澄澈的心灵，不染一点世俗的尘埃；也要有兰花怡然独处的品格，不为无人识而哀怨，不因在空谷而不放，兰花只为自己而香。

另一个掌故来自桐城派晚期领袖吴汝纶先生。吴先生字挚甫，曾经供职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后在教育大臣张百熙恳求下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先生敏锐地认为，中国教育的根本不在大学，而在中学，遂毅然辞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东渡日本寻求他山之石。1902年，先生延请了5名日本教师和一些桐城派文人，回家乡桐城创办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在内的新式学堂——桐城学堂，这就是桐城中学的前身。作为首任校长，先生为学堂题写的校训和楹联，至今还激荡着桐城中学学子的血气。校训是“勉成国器”，表达的是对桐城学子的最高期许；楹联是“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则是对学堂的祝愿和办学路径的擘画。与挚甫先生的校训楹联相呼应，是后来矗立在桐城中学校园的柱石碑。这根长数米、瘦削挺直的麻条石上，集刻了六朝人的名句，正面是陶弘景的“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背面是丘迟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当年在柱石碑旁来来去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集句文采斐然，对其意并没有什么理解。如今结合挚甫先生的校训楹联和张廷玉对桐城小花茶的歌以咏志，对这柱石碑，就有了一番自己的理解和领悟。

这柱石碑传承的君子风，蕴含张廷玉的茶品，凸显吴挚甫的器格。学子们要像柱石般傲然立世，有“高峰入云”般的上进之心，有大树般的挺立之志，但始终不可改“清流见底”般人格特质；要像秋水文章，像空谷幽兰，可淡如菊，亦可清似茶，任凭红尘“杂花生树”的繁盛、“群莺乱飞”的诱惑，我自屹然傲立，一心只为修成“国器”。想当年先贤立这柱石碑的深意，尤其是石碑上面的集句，既是对后世学子的要求、嘱咐和警诫，也是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真正的“高峰入云”，就必须持久的“清流见底”；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器”，就要克服“杂花”“群莺”的诱惑，这是做大事者必须经受的考验，而且是终身的考验。

身不修德不厚，欲为国器，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