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名将父子皆官至丞相，却皆被诬谋反

作者发现历朝历代皆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在汉代以前，武人的地位是相当受尊崇的，但在汉代开始，在朝廷高层重文轻武，而且越往后，武人的地位越低。能敌万马千军，敌不过刀笔吏部，身为武将，如果功劳太大，反倒要小心了。所谓功高震主，武将功勋越重，死得越快，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很多君主杀名将是在大功告成之后，名将失去利用价值，成为君主的隐忧。

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武将叱咤风云，不如文人诡计多端。可怜韩信，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在战场上统率千军万马，决定了刘邦和项羽的命运，最后竟然惨死在心如蛇蝎的吕雉手中。在皇权专制时代，无论名将多么“雄才大略”，一旦没有了军队的保护，便只能任人宰割。

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史书记载刘邦说他“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周勃位极人臣，和皇帝还是儿女亲家，似乎可以安享晚年了，结果不然，退休后，周勃被诬谋反，被捕入狱。

虎落平阳，惊恐之下周勃一筹莫展，受了狱吏的羞辱后，周勃给了狱吏一大笔钱，换得狱吏在案牍背面写的几个字:“以公主为证”，让他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求情。不久周勃被释放，走出牢门时，他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却不知道狱吏如此尊贵！”

周勃脱离了牢狱之灾，而他的儿子周亚夫那位曾经颇受文帝赏识的细柳营将军可就惨多了！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可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却因为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窦太后，为他后来遭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周亚夫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因军功当上丞相，后来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景帝很不高兴。之后没多久，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周亚夫以“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为由，坚决反对。这样，就把皇帝、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一次，汉景帝请周亚夫吃饭，在赐给他肉时却不给筷子，本来应该向皇帝提出，以示还有求于皇帝，皇帝就会让人给他筷子。而周亚夫却直接向侍者讨要。景帝很不高兴，说:“难道这还不够吗?”当臣子的要能够为皇帝分忧，但也要学会给领导添乱，领导最忌讳下属的，一是有野心，二是添乱。

不久之后周亚夫被免去丞相职，他的儿子买了五百件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有心之人告发周亚夫有不臣之心，周亚夫父子皆逮捕入狱，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到了监狱里，周亚夫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

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你即便不是想在地上造反，也是想死后在地下造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以至于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汉武帝之后，帝王没有不读《史记》引以为鉴的，可惜他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一方面悲哀自己无忠臣良将可用，一方面又大肆杀戮忠臣良将，落得亡国下场。可有的君主杀名将，偏是在大敌当前，还自毁长城，导致速亡，那就真叫人为之悲切了。

学者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作者认为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因为功成身退，袁崇焕则是出师未捷。作者觉得不是袁崇焕对自己的命运不是没有远虑，只是没想到这么早就大难临头。

作者纵观历史上的名将，总是集叱咤风云与悲惨结局于一身，当名将把天下交给皇帝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皇帝。品评名将的一生，发现名将都非常悲情，这是名将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也是历史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