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偷”，想办身份证

没有户籍的流浪汉王超知道，相信自己说话的人不多。

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有律师在试图帮他解决没身份证的问题，带他去当地公安机关采血，与打拐DNA数据库里现有的样本进行比对。采血之后，他把和律师的微信聊天转给一个朋友，意思是，不会再出去偷，怕新的犯罪记录影响自己办这张证件，所以，欠对方的钱暂时还不上。

目前，王超仍寄希望于打拐DNA数据库能帮他找着父母。

2023年10月，他被抓了一回，关押22天后取保候审。王超对抓他的公安民警说，自己没身份证，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姓名，找不到正经工作。

他记忆的起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被一个住在重庆农村的“养父”在腿上烫出一个大疤，逼着上街乞讨。2000年左右，“养父”组织儿童违法犯罪的事实败露，进了监狱。他从此打零工为生，逐渐成了社会边缘人。

他不时滑入偷盗钱财的沟坎里，也与人建立了虚虚实实的情谊，他感到疲惫，他想回归主流生活。

“黑户”

王超寄居在成都市边上的一个茶铺里。老板娘能干，在农屋边上，搭建起一个塑料布蒙住钢架的茶水间，茶客们惯于自己添水。自带保温杯的老大爷什么人都见过，所以，在这里，王超可以放松地说自己的过去，比如，自己吸过毒。

王超在茶铺内自己寄居的小屋。

“我见过吸毒的。”八十多岁的大爷说，很久以前，见过一个眼泪鼻涕满脸的人；甚至，王超说自己偷，老人们也会露出上了年纪人的怜惜，说他是迫不得已。

老板娘付姐今年六十多岁。她说，不害怕收留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王超。虽然“王超”只是十多年前用过的假名之一，那时候假身份证还可以在找工作时蒙混过关。在相熟的人之间，大家更习惯喊他的绰号“眼镜”，因为他从小深度近视。

一个雇佣过他的小包工头说，还以为王超是“一个捡垃圾的”，挺可怜，所以有活的时候论天数雇他。

付姐三四年前在城里当环卫工人，打麻将和王超认识，看他拮据得不吃午饭，会喊他一起吃饭，给他买一包烟。

王超去年又偷了一回，但付姐笃信王超不会偷店里的东西。她偶尔给他两百元钱零花。作为回报，王超在茶铺里端茶倒水。

付姐的茶铺还收留了另一个流浪人员“胖娃儿”。“胖娃儿”说话不太连贯。他说自己叫“罗耀福”（音），但也没法对记者自证。

茶铺里的“胖娃儿”

王超和胖娃儿早就在街头认识，十多年前，他在打工，晚上在酒吧里玩，出来被看着没成年的胖娃儿一把抱住要钱。一时有包括胖娃儿在内的六个孩子聚拢过来，王超想，自己也有过这种时候。他请这六个孩子吃了炒饭，买了几包烟。

为王超提供援助的律师坦言，为王超办理身份证的路很长，因为仍未找到王超的亲人。根据现行《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办身份证需要先有户口，而办户口一般需要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去申报，弃婴也需要有收养人，或者育婴机关。

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确定8类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总体方案。

前述律师亦表示，曾查阅到2017年司法部出台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嫌疑人存在缺失户口问题的，帮助其解决。

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太畅通的情况。两名在不同城市从事相关救助的公益人士表示， 官方、民间投入不少力量为没有身份的流浪人口根据血样、口音等寻找家乡。能找到的，有些人的当地户口已被注销，也没近亲愿意接收。这时，一些地方的福利部门可以提供集体户口，也有地方“不理”，需要志愿者上门做工作。

还有一些人，找不到家乡。这种情况下，具体落户在哪儿，并无定论。记者梳理了近些年各地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出台的相关要求，一部分提及，能落户在长期流浪地区的是，“在民政部门设立的救助站滞留满三个月的”。

但是，根据2003年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能在民政部门得到长期安置的，是“因年老、年幼或者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因而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也无法查明其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除此之外，受助人员在救助站滞留 “一般不超过10天”。由此，有公益人士解释，王超这样并非残疾人或精神障碍患者的流浪汉想落户，“找不到一个牵头部门”，总靠“特事特办”。

据他了解，由于落户的人能享受当地包括低保在内的福利，地方政府担忧，一旦在本地落户变得容易，其他地区的流浪人口也往这里来，导致流浪人员增多，财政负担加大。

要解决这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在《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刚出台时表示，解决户口是好事，也要注意到流浪乞讨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可以通过教育引导，让流浪人员认识、学习更有尊严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与原户籍政府当地责任挂钩，再次出现流浪乞讨情况则要追责问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象，还是需要政策与当地政府相结合，而不是民政部门隔空喊话。”

推广、普及的实名认证

王超自称有一门汽车美容的手艺，是在重庆跟一个汽车美容店的店长学的。他一度拿假身份证打工，过得挺牛气，快过年就辞了工打麻将、到处玩，和老板吵架也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总有地方去。

近十几年来，汽车美容行业逐渐正规化，想靠假证混越来越难。“现在工地上都要刷脸。”王超说。

在他曾偷窃过手机的闹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五家汽车美容店，其中四家表示不招没有身份证的人，其中一名经营者表示，警方会前来检查员工身份证，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童工。

难洗脱的自卑

王超一直没有身份证，意味着没有具体的信用记录，打零工时就会碰壁。雇主一般要思忖再三，这人会不会做几天就跑了，会不会手脚不干净？

王超觉得，付姐心善，收留了他和胖娃儿，可要是能办身份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成都。因为，要想彻底戒了盗窃，那就要远离一些熟人：“比方我抽烟，朋友还给我散烟，不能不给面子嘛。想戒掉，就要躲开。”他现在的据点在付姐这儿，下了决心的话，连同付姐也要“断联”一下。

这种切割，他并不陌生。王超自述，他在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养父”入狱，他整天在街上混，会“溜冰”（指吸食冰毒）。他又喜欢车，到劳务市场给自己找了一份汽车美容的工作。那时重庆的4S店长给他介绍一个成都的朋友，让他换个城市，待在别人家里戒毒。临别时，店长要求互删联系方式，这样，他街上的“兄弟”们才找不到他。王超听话地把自己的诺基亚手机丢了。

他如今已习惯了寄人篱下又总是变换的生活。

现在的这间茶铺，能维持住他与人正常的来往。除了退休老人，还有一些茶客正经上班，有的人把单位后勤部门闲置的铺盖送给王超，日常带他一起去附近小饭馆吃饭。这人笑眯眯，知道王超刚“进去”又出来，采取和付姐差不多的态度，不以为意。

但总体而言，王超说： “我愿意和不及我的人交往。”

就像正在一个漩涡里高速旋转，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与某个圈子一唱一和——王超的手机卡是用附近一个捡垃圾为生的人的身份证办的；更重要的是，他老在担忧再“进去”。他直言自己打游戏、打麻将要钱，烟瘾也大，日结的工作入不敷出，而且吸过毒的身体不好使，要买药，而要是去酒吧门口捡拾醉汉的财物，就可能被抓。

看守所里待几十天，出来时“人都是软的”，并不是会挨什么打，只是“像得了抑郁症”，憋闷得走十几米就想停一下歇一歇。因此，几个圈子里的混混会给他接风洗尘，凑钱去吃个火锅串串，然后一人再掏个两三百元，让他在网吧里休养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可能游戏都打不动，只有力气看看视频，相应的，王超也得去参加别人的接风洗尘。

他有一层很难洗脱的自卑心理。王超回忆，从前还能在汽车美容店里打零工，几个同事带他去网吧一起玩。“别人都登上QQ聊得欢。”他不会使用鼠标，却羞于向这些同事提问，只能把网吧管理员找来问：“这个（箭头）怎么晃来晃去的？”

后来，他沉迷打游戏。他在汽车美容店也攒了几万块钱，都用来在游戏里买装备了。现在王超微信头像还是某国产游戏里的人物，他说现在没钱“氪金”，只花98元买了个号。

等有了身份证，王超想先打工，把欠各种人的千把块钱还了，然后出去躲避一阵。

他想，也许对他有恩的人，要把电话留下，过些时间再说？过去，他只懂得用“跑路”解决问题，结果，跑脱了一些善良的、待他好的人。

难自证的身份

“我也被人骗。”那还是王超在汽车美容店里打工的时候，几万块钱存在一张用朋友身份证办的银行卡里，他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密码，应当保险，但朋友转头去挂失这张卡，带着他的钱消失了。

后来，他都把身上的现金装包里，在网吧里睡觉时压在身下。

有的人没钱的时候，睡在小巷的角落，但是王超被付姐收留以前，坚持花钱睡网吧，因为他怕黑，在黑暗里躺下就胡思乱想。在黑暗中，他会给朋友打电话，不肯挂了；付姐的茶铺停电了，他会把胖娃儿叫起来，“我给他拿烟抽都行”。

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好人，但内心不坏”。

他承认去年还打了一回架，起因是和朋友们打麻将，对方非说王超骂他，王超“捡起一块砖想吓他一下子”，这砖头就这么拍上去了，他说那一回打得不严重。

除此以外，付姐和茶铺里的客人们都说王超是个好脾气的人，也安静。

王超说，一般谁要惹毛了自己，他想把气消了，就“说点碰别人底线的话”，例如，有的人不接受别人提及自己的父母，不能被“撩”一句“你爸妈在哪儿”，一被撩就勃然大怒。王超似乎不会因此被刺中，“很少有人把我说得冒火。”他说。

王超没有关于父母的印象。在做汽车美容挣钱的十年间，他去四川、贵州、云南的山区都跑过，“山里的农民很朴实，你没钱，天黑了也会留你住一晚”。王超无法描述自己的家乡，却又确信，自己要再一次看到了，一定能认出来。

王超的左腿自膝盖以上坑坑洼洼，卷起裤管给茶客们展示过，又放下来，“怕恶心到自己”。他最初的回忆是“养父”，他喊为“老汉”，因吸食毒品而眼窝深陷，用煤油灯烧他的腿，后几个月那腿上一直流出酸臭的黄水。腿好了，老汉让他乞讨。老汉还养了其他五个孩子，一起住在农村一处瓦房里。他们大了一点之后，可以睡自己喜欢的地方，比如网吧里、街边。可是，还是得回去给老汉交保护费，不然就打，要是跑路，又可能被老汉的朋友抓回。

老汉说，无论是偷还是抢，反正把钱交来。

他记得第一次进少管所——大约是1991年，六“兄妹”纠缠一个女人要钱，把女人的裙子扯烂了，引来了警察，他记得警察踢了一个孩子一脚，“力气没多大，但孩子踢到了肯定要哭。”这群孩子要报复，到工地去找了一根钢筋，商量好“不打脑壳”，去群殴警察，把警察打得趴在地。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还买了串串在一边庆祝，直到被赶来的增援抓获。

1995年他又因为殴打交警“进去”一回。这时候，他的老汉给他留下了他以为温暖的回忆：往看守所里寄了钱。

但是，还是有个孩子最终对警方把老汉供了出来，导致老汉被判了重刑。

王超能提供老汉名字。但他又说，印象里这“养父”就是个隐蔽的“黑户”，不确定这是他出现在法律文书上的真实姓名。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进少管所，出来后曾被送入达州市大竹县福利院，他待了几个月就自己跑出来，那里可能有他的记录；记者致电福利院，办公室主任表示现福利院是2011年重新开始接收孤儿的，她不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收留儿童的档案在哪。

王超自认是重庆市白市驿镇人，那是“养父”曾经的藏身之处。他回忆，2008年，曾有民警陪他去镇政府办户口，当时被告知“无法证明曾在此生活”。他能看着路找着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他基于对“养父”的厌恶，非常不愿回去。

一名在广东从事流浪人口救助的人士表示，常有流浪人口自己不想回家的，然而，多数只是从前与家里闹了矛盾，那样的情况，等找到了家，“双方都有反思，那个坎就过去了”。